胡老太之死與他們的歸宿

　　老人越來越多。自1979年，上海在中國最早步入老齡化社會，如今，它是中國老齡化最嚴重的城市。這些年里，社會學家設計出各式的養老模式：社區自助，購買社工……

　　據金光新村居委會介紹，這里在2005年實施了獨居老人平安報告制度，小區居委會41位獨居老人都有助老志愿者進行一對一的聯系。

　　金光新村居委會書記陳華菊說，這些舉措很難和來勢洶洶的老齡化趨勢抗衡。“世博”臨近了，陳華菊最近忙得團團轉，搞綜合整治，學文明禮儀，交通文明崗。偏偏出了“胡老太白骨事件”，她得頻頻和媒體打交道，煩得不行。

　　陳華菊不認為居委會對胡老太之死負有責任，“我們小區里空房子很多，我不可能每一個都打開來看一看，里邊有沒有死人”，“在獨居老人身上掛個監視器，我們隨時隨地看到他們的行動，連老太太的隱私都看得到，我們可以做嗎？”

　　她反復強調，胡建玲生于1947年7月，過世時不滿60歲，夠不上“獨居老人”。

　　陳華菊說，從2003年7月丈夫過世后，胡建玲覺得害怕，“再也沒有在這個屋子里住過一天”，只是偶爾回來拿東西。至于拖欠的物業費，“我們這里不交物業管理費的多得是。”

　　在陳華菊看來，悲劇更多地源自胡老太“做人失敗”。“她喜歡說大話”，“她居無定所的，我們關心不到啊！”

　　鄰居們的說法與陳華菊不盡相同。一位老鄰居證實，胡建玲過去幾年的的確確住在這里。何況，她還是176樓的樓組長，每年要開好幾次會的。

　　胡建玲和她的第二任丈夫陳進榮，于1998年搬進金光新村。那會兒，這里完全是一片鄉下景象，草長得過人高，大個兒的蚊子撲面而來。

　　這個小區是浦東新區一處大型的回遷房工程，安置著從淮海路、八佰伴、城隍廟等黃金地段搬遷的2000多戶上海居民。院子里多是老年人，三三兩兩一邊運動一邊聊天的老人，弓著背來回踱步的老人，太陽底下坐著織毛衣的老人。

　　在大都市的急速發展中，他們被集體動遷到城市邊緣的某處，然后生老病死。子女或者和他們分巢而居，或者終日奔碌于工作地和家庭之間，像一群群遷徙的候鳥。

　　2003年，陳進榮死于癌癥。因為不敢一個人住，胡建玲便讓鄰居老王家的何姓保姆住在屋里，她自己基本“不沾家”。一年后，她借故說自己要回來住，讓保姆搬走了。

　　“她很精明，很會賺錢。”老王說。院子里的人，大多對身邊這位精明的生意人有些抵觸，也有人認可她，覺得商業社會，能賺錢就是本事。

　　老王七十多歲，頭發全白了，戴一副老花鏡。他身體不太好，有時坐上一會兒就突然用力喘氣。老伴過世后，他一直獨居在光線晦澀的屋子里。對于“小胡”的死，他難受了幾天，不過這把年紀的人容易把事情看淡，嘆息一番也就算了。

　　而他和附近好幾位真正意義的獨居老人，并沒有接觸過所謂的“志愿者”，也沒聽過結對子扶助這回事情。關愛老人，這口號對他們而言還有些遙遠。

　　單身的高老太太今年80歲，她說自己的歲數比上海解放的時間還長。干瘦的身材，短發，愛穿一件白底黑花的婆仔衫。

　　她波瀾不驚地說起胡建玲的孤獨終老，好像有一天，那也是她的歸宿。

　　她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癡呆，已經進了老人院，二兒子44歲，就住在對面那棟樓里。她還記得生二兒子的時候正值“文革”，生了三天三夜，她差一點和兒子一起死去。

　　現在，熬過了苦日子，卻也迎來了孤獨。兒子家離她只有幾分鐘的路，但難得來見她一次。除了頻頻來訪的推銷者，幾乎沒有人會敲她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