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26日電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在一系列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已經出臺的今天，社會各界對“土地財政”的聲討愈發強烈。有專家認為“土地財政”正是樓市調控艱難、房價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只有叫停“土地財政”，才能給國內樓市格局帶來新的氣象。

　　“‘土地財政’的產生，是有其歷史原因的，在一定時期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深圳市社會科學院城市營運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燕說，改革開放之初，各地政府手中沒有多少資金，惟一的生財之道就是把土地出讓給外商使用，可以說，正是憑借著收取的土地出讓金，很多城市才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積累。

　　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些城市的土地不斷增值，價格一路走高，開發商們從政府手中拿地的成本也越來越大，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房價居高不下。同時，房價的走高也會拉動地價，政府手中的土地資源也就進一步“水漲船高”。如此循環，是很多地方政府熱衷的“經營城市”的不二法門。

　　高海燕說，在城市建設的初期階段，政府主導的“土地經營”模式可以形成房地產市場和土地市場互相帶動的雙贏局面，有利于政府增加財政收入，加大城市建設投入。但是，如果這個游戲玩得過頭了，就有可能導致“泡沫經濟”，增加金融風險，危及社會穩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久前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在一些地方政府，土地直接稅收及城市擴張帶來的間接稅收占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

　　以深圳為例，2004年深圳市國土基金總收入128.46億元，是政府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來源之一。“一條地鐵也就50多億元，這些土地收入夠深圳修兩條地鐵了，所以深圳做起事情來財大氣粗。”一位深圳房地產分析人士說。

　　正是因為“土地財政”的巨大“魅力”，很多地方政府舍不得這個“錢袋子”，在執行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時一再觀望等待，希望事情能在等待中轉向。民間甚至流傳一種說法：因為執行不到位，很多調控政策都有化為“空調”的趨勢，房地產市場已經對國家政策具有“免疫力”了，該怎么漲就怎么漲，完全對調控政策“不感冒”。

　　“后房地產時代”逼迫“土地財政”淡出

　　對此，上海房地產界獨立評論人士顧海波說：“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隨著宏觀調控的深入，國內的房地產市場正在進入一個下降周期，房價一旦出現波動，土地出讓金的減少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政府的投資能力，進而造成工程爛尾、資產縮水、不良貸款增加等結局。”

　　在山東青島，2005年全市房地產業繳納營業稅和所得稅(地稅口徑)約20億元，契稅約14億元，三者合計約占地方財政收入的19%。“國六條”和九部委意見下發后的6月，當地發改委召集相關部門和部分房地產企業進行了座談。盡管與東部其他城市相比，19%的比例不算很高，座談紀要還是不無憂心地指出：房地產稅收和土地出讓收益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國家的宏觀調控有可能導致房地產開發趨緩和交易額下滑，從而影響地方財政收入穩定增長。

　　事實上，東部沿海地區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2006年上半年，浙江省商品房銷售面積下降12.4%，空置面積增加1.3倍，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5.7%。受此影響，地稅部門征收的房地產業相關稅收同比少收13.3億元。“上半年浙江省營業稅增幅同比回落6.4個百分點，房地產業稅收的下滑是主因。”浙江省的一位官員作出了這樣的判斷。

　　在上海，類似的現象更為突出。2006年上半年，上海經濟依然快速增長，GDP增速達12.6 %，但地方財政收入同比僅增長4.8%，增幅比去年下降19.7%，房地產稅收下降被認為是首要原因。

　　“統計數據顯示，東部地區財政收入出現增幅下降，這僅僅是個開端。房地產行業是否會真正著陸，還有待時間的檢驗，還要看各地對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執行力度。但‘后房地產時代’的到來，已經無可避免地決定了‘土地財政’淡出的命運。”顧海波說。

　　自我改革考驗政治智慧和行政執行力

　　在一系列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已經出臺的今天，社會各界對“土地財政”的聲討愈發強烈。有專家認為“土地財政”正是樓市調控艱難、房價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只有叫停“土地財政”，才能給國內樓市格局帶來新的氣象。

　　顯然國家有關部門已經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相關機制，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總價款將全額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繳入地方國庫，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而據此前有關人士透露的消息，土地出讓金體制有可能會從三個方面作出調整：一是把土地出讓金收支納入財政預算范疇，中央財政分享一部分，以擴大向其他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二是在地方建立“國有土地收益基金”，為將來預留發展建設資金，避免“寅吃卯糧”；三是加大征地拆遷補償及農民社會保障的力度。

　　“這確實是治本之策，如果‘土地財政’真的叫停了，不但國內房地產市場會氣象一新，連政府的運作模式都可能會出現變革。”深圳一位地產分析人士如是說。在他看來，改革“土地財政”是政府的一場自我革命，因為它不僅是各級地方政府的投資主要來源，更重要的它也是政府運作的“原規則”之一。要叫停“土地財政”，必須改變政府靠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實現政府職能由“投資性政府”向“服務性政府”的轉變。

　　據了解，西方一些國家的基層政府主要靠的是不動產稅。即，根據每一年財政支出的情況，以及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對不同區域內的不動產進行評估，按不同比例征收不動產稅，以維護城市的正常運轉。

　　“這種變革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各級地方政府要完全脫離‘土地財政’，一方面要靠他們的政治智慧進行體制創新，另一方面也考驗政府的行政執行力。如果這兩方面不能有突破，一切都是空談。”這位分析人士說。（彭勇 蔡國兆 徐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