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筆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陽縣。曾任《解放日報》評論部副主任、主任、編委、總編助理、副總編輯、中共解放日報委員會書記兼副總編輯、《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等職。

　　1991年以“皇甫平”的筆名，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章，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2006年年初，再次以“皇甫平”的筆名，發表《改革不可動搖》一文，引發關注。

　　為什么會有新一輪“思想解放”

　　十七大前后，中國又處在一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刻，又到了一個拐點。

　　新京報：去年年底開始，廣東掀起了一場解放思想的大討論，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關注。今年兩會，從分團組討論到大會發言，解放思想成為2008年兩會的“熱詞”。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周瑞金：這一次大討論，可以稱為“第三次思想解放”。回顧3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凡是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都是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產生的，突破主要的思想障礙，樹立新的判斷是非的標準。

　　第一次是1978年展開的“真理標準討論”，當時，中國面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那一次思想解放高潮，主要是為了突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講到底，是為了突破對領袖的個人崇拜。

　　新京報：1991年，你主持撰寫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周瑞金：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類似的背景。1989年風波以后，我們又徘徊了3年。有人提出改革開放不能再搞了，再搞下去就會被西方勢力和平演變。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要不要繼續高舉改革開放的大旗，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和廣大老百姓面前。那場思想解放大討論，突破了凡事都要問姓社姓資的觀念，樹立了生產力標準的權威。

　　新京報：這一次呢？

　　周瑞金：到今天，十七大前后，中國又處在一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刻，又到了一個拐點。經過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從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以后，這十幾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問題。

　　前面我說過，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前有三年徘徊，第二次也有三年徘徊，這次很巧也有三年大爭論，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圍繞改革開放的大爭論。有人認為改革共識破裂，提出改革帶來禍害，認為市場化改革方向錯了。這是我們今天第三次思想解放面臨的主要背景。

　　新京報：為什么這幾次思想解放是以“次”或“運動”的形式出現？我們理解，思想解放應該是一個過程，貫穿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始終。

　　周瑞金：準確地講，是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當上下獲得共識，需要突破某個思想障礙的時候，在這種意義上形成“高潮”，并不是激烈的沖擊。實際上，思想解放已經越來越緩和，越來越在取得大家共識的基礎上推動。

　　當然，能不能稱為“第三次思想解放”，能不能和前兩次并列，這個要靠歷史來評價。如果推進得很成功，可以講；如果沒有很大的思想突破，沒有在改革發展上出現明顯的新局面，就不能講。

　　思想解放要解決的六大問題

　　廣東存在的“社會事業滯后、發展方式粗放、城鄉不平衡、民生問題突出”等問題在全國有代表性。

　　新京報：今天面臨的問題，既是重提解放思想的背景，也是掀起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動因。具體而言，面臨哪些問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到，廣東目前存在“社會事業滯后、發展方式粗放、城鄉不平衡、民生問題突出”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全國有沒有普遍性？

　　周瑞金：汪洋提到的問題在全國有代表性。我總結為六大問題。

　　第一，三大差別拉大：區域差別、城鄉差別、貧富差別拉大；第二，社會事業的嚴重滯后。中央為什么在2003年非典之后提出科學發展觀，提出五個協調，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很不協調，比如在衛生方面，一些縣級醫院只有一臺呼吸機，如果非典傳到農村，后果不堪設想。教育領域也是如此；第三，就是民生問題很突出，看病貴、就業難、住房難、上學難突出；第四，經濟發展粗放。能源、資源大量投入，產出比例比較低，帶來了第五個問題，就是環境遭到嚴重污染，生態遭到破壞。一些地方非常缺水，空氣污染嚴重；第六，一些地方、一些領域腐敗現象嚴重，社會風氣不好。

　　以上市場化改革后累積起來的六大問題，必須加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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