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氣候、地理、政治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原因，數千年來中國一直存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夏商以后，位于黃河流域的關中平原和華北地區是全國的政治和經濟重心；唐以后，由于戰亂等原因，經濟重心發生了南移。明清時期，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次第展開，中國經濟的重心又一次發生移動，即由內陸向沿海的東向轉移。明清時期的這次經濟重心轉移，影響深遠，格局迄今未變。

　　“基本經濟區”概念

　　1934年，一位年輕人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了他的經濟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譯本為《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兩年后，這篇博士論文以專著形式在英國倫敦出版。國際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1卷中，認為這本書“是迄今為止任何西文書籍中有關中國歷史發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這位受到李約瑟高度評價的學者是冀朝鼎(1903-196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冀朝鼎歷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主席兼中國人民銀行副董事長、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被譽為“中國最干練的經濟學家”。他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基本經濟區是直接和政權安危聯系在一起的，“不管是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通過水利數據的變化，他得出了唐至宋遼金時期長江流域逐步取代黃河流域成為基本經濟區的結論。

　　“基本經濟區”概念，正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重心”。冀朝鼎對于基本經濟區的判定標準是水利工程的多少。當然，水程工程的大小和多少，以及記載的詳略與否，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有所差異。此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這一問題，唐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南移也成為學界定論。不過問題隨之而來：唐宋之后，中國的經濟重心有無新的變化？

　　從“蘇松熟天下足”到“湖廣熟天下足”

　　明朝前中期學者丘濬在《大學衍義補》中寫道：“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丘濬引用的這句諺語其實有很多版本，但核心范圍都是江南地區。晚明時期《輯校萬歷起居注》則記載：“夫湖廣，天下魚米地，諺稱‘湖廣熟，天下足’，自大江東西皆仰給焉。”諺語的變化顯示出以湖北、湖南為中心的長江中上游平原，已經取代江蘇和浙江，成為最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許滌新、吳承明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中測算，明清時期每年運往江浙地區的米糧多達2500萬石。鄧亦兵則估計，清朝乾隆年間長江水系的糧食外運包括四川300萬石、湖南800萬石、湖北200萬石、江西450萬石和安徽100萬石，主要供沿海地區使用。

　　明清江南地區雖然不再是主要的產糧區，但依然有著明顯的農業生產技術升級換代優勢。水稻兩熟是最為普遍的耕作技術，雙季稻的種植既是選種技術的進步，也使得稻麥多熟制得到發展。類似的模式還有稻豆兩熟、稻油兩熟、稻與煙草等經濟作物兩熟等。這里的農民注重施肥，以提高地力和產量。

　　明清時期最發達的手工業仍然在江南。婦女在家織布，拿到市場上交換，以維持生計并進行再生產，是棉紡織業存在的普遍模式。絲綢是奢侈品，也是技術含量很高的手工業產品。清廷設立的江寧織造局、蘇州織造局和杭州織造局專為皇室提供絲綢。民間絲織業雖在規模上不比官營，但發展速度很快。在家庭副業式生產的基礎上，棉紡織業和絲織業中的專業化分工，成為“資本主義萌芽”論斷的重要基礎。

　　珠江三角洲是僅次于江南的經濟發達地區。番禺的花市、合浦的珠市、羅浮的藥市和東莞的香市，合稱廣東“四市”。廣州是清代最重要的對外通商口岸，茶葉和絲綢始終是主要出口產品，種茶、栽桑殖蠶在當地農村非常普遍。桑樹的栽種采取與養魚相結合的辦法，在魚塘周圍的堤岸土基上栽種桑樹，魚塘濁泥可以肥樹，蠶糞可以喂魚，多種經營方式結合，相得益彰。

　　清代華北商業城鎮的數量和規模較明代有了大幅增長。山東、直隸境內有重要的漕運通道，每年承運漕糧的運船有六七千只。按規定，凡漕船出運，除裝載正耗糧米外，還可附帶150石的免稅“土宜”(土產貨物)。清朝嘉道年間漕船每年所帶的免稅商貨超過90萬石，加上旗丁水手攜帶的走私物品，數量更加可觀。這對運河經濟帶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全國物資的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從“蘇松熟天下足”到“湖廣熟天下足”，顯示明清時期的糧食生產中心已經由沿海轉向了內地，沿海地區的經濟功能得到了提升優化。在傳統農業基礎上，沿海地區以商業和手工業為推手，技術升級與多種經營相結合，開創出一條極具轉型性質的經濟發展模式，邁出了經濟重心東向轉移的堅實步伐。

　　經濟重心的東向轉移

　　明清時期，中國經濟重心開始了新一輪的移動，即由內地向沿海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轉移。

　　明清時期行政區劃變化頻繁，邊疆地區的數據缺失嚴重，加之本身經濟比重不大，所以我們以十八直省的情況來分析。十八直省之中，沿海省份的人口與內地省份基本持平，但轄區面積(114萬平方千米)不到內地省份面積(281萬平方千米)的一半。沿海省份可耕地面積從1776年的14038萬畝，增加到1910年的19152萬畝，占全國可耕地面積的45%，說明沿海地區的土地得到了更大程度的精細開發。

　　清朝延續明朝政策，在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和浙江8個省份征收實物稅的漕糧。雖然沿海地區只有3個省份要交納漕糧，但年均比內地多交納近150萬石的漕糧。江浙兩省每年還額外為京師提供18萬石的白糧，以供祭祀等重要場合之用。沿海地區的糧食賦稅顯然超過了內地。

　　清代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更重要地體現在商品交易的活躍程度上，厘金和關稅這兩種商稅具有標志性意義。厘金于咸豐三年(1853年)創辦，除因太平軍占領等特殊原因外，沿海地區的厘金征收量一直遠高于內地。關稅分為常關稅和洋關稅。常關稅的征收反映的是國內商品流通情況，洋關稅主要針對國際貿易的商品流通。將二者合并計算，沿海地區的關稅征收量是內地征收量的4倍。

　　如果進一步細分，以直隸和山東為北部沿海地區，江蘇和浙江為東部沿海地區，福建、廣東和廣西為南部沿海地區，三個區域人口數據比例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前為33∶39∶28，太平天國起義之后為42∶27∶31，說明經過太平天國起義的打擊，東部沿海地區人口數量大幅度下降，北部沿海地區的人口比重極大提升。可耕地面積方面，北部沿海地區所占比重為48%~59%；東部沿海地區為34%左右；南部沿海地區比重最低，為16%~20%。地丁錢糧方面，北部沿海地區所交錢糧比重為33%~45%，東部沿海地區占30%~40%，南部沿海地區占22%。可見，歷史上持續了很長時間的清代江浙地區“賦重”問題，主要是體現在漕糧征收上，而不是來自地丁錢糧。

　　商稅則呈現另外一種面貌。以厘金為例，如果僅考慮百貨厘金，則北部沿海地區的征收只占不到5%的比重；東部沿海是征收的主體，前期占70%，后期比例也超過50%；南部沿海則由最初的20%上升到40%。常關稅方面，北部沿海地區的關稅征收從清前期的20%逐步擴大到50%；東部沿海由清前期的60%下降至清末的18%；南部沿海則經歷了兩頭低中間高的趨勢，雍正、乾隆時期占比不到20%，嘉道時期一度增至50%，清末又退回至30%。洋關稅方面，北部沿海地區從1861年的2%占比，逐步提升至清末的15%；東部沿海穩定保持在50%；南部沿海的洋稅征收雖然絕對數量有所增加，其占比卻由最初的50%逐步下滑至30%，下滑的占比由北部沿海地區承接，這顯示以天津為代表的北部沿海地區對外貿易的迅速崛起。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說是沿海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而不是僅限于東南沿海地區的局部發展。

　　唐宋之際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最重要的標志是人口重心移動，南方人口一度達到北方人口的兩倍。明清時期經濟重心由內地向沿海的東向轉移，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經濟重心轉移。清代的人口重心并沒有發生大的改變，經濟活躍程度卻有了明顯變化。在人口數量和可耕地面積小于內地省份的情況下，沿海地區走出了一條商業化的發展道路，經濟發展水平超過內地，在人均水平方面更是如此。

　　明清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重要一環

　　明朝建立時，歐洲依然處在中世紀。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初，歐洲開啟了所謂的“大航海時代”，近代化進程加速，但他們的環球航行比鄭和的船隊晚了近一個世紀。明代中國生產的瓷器、絲織品和茶葉涌入西方，西方殖民者從美洲攫取的白銀則持續流向中國。有學者估計，明代共有8000萬至9000萬兩白銀流入，中國是當時世界白銀資本市場的中心。

　　清朝統一臺灣后開放海禁，對外貿易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都承接對外貿易，其中粵海關是主體。在很長的時間內，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一直處于出超地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粵海關成為當時唯一擁有國際貿易特權的稅關。廣州成為全國海路唯一的通商口岸，不僅是外國商品輸入的港口，也是國內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交易場所。

　　在對外貿易獲得發展的同時，清代沿海地區的國內貿易也得到很大發展。清代國內沿海貿易分為南線和北線。南線出吳淞口迤南由浙及閩、粵；北線則自江蘇吳淞口向北由山東、直隸及關東，是京杭大運河之外南北物資流通的重要通道。清中葉，每年沿海貿易的南北海船約有4000只，總噸位50萬~70萬噸，年總載貨量約170余萬噸。東北的大豆、雜糧等農產品運往南方沿海各省，臺灣的稻米、蔗糖也成為與其他各省貿易的主要貨物。乾隆年間，海峽兩岸每年的貿易額已達數百萬元。

　　晚清時期，中國經濟被更深地卷入全球經濟體系中。根據《南京條約》，上海成為通商口岸。1850年上海洋貨進口值為390.8萬元，1860年增長至3667.9萬元。此后，江海關在關稅收入上超過粵海關，成為全國和遠東地區最大的國際貿易口岸。

　　晚清時期沿海地區的其他城市也得到巨大發展。北至天津，南至廣州，包括煙臺、寧波、廈門等，均成為國內貿易中轉站和對外貿易樞紐。天津本為“海濱荒地”，清朝雍正年間升府設縣。晚清時期，天津成為通商口岸，經濟得到迅猛發展。僅僅幾十年的時間，天津便由一個近畿的府屬縣城發展為僅次于上海的全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和港口城市。

　　明清時期，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晚清時期，在西方的武力侵略與壓迫之下，中國經濟被卷入全球經濟體系。在經濟全球一體化進程中，沿海地區由于地緣優勢而獲得迅速發展，成為經濟重心東移的關鍵因素。

　　明清時期的這次經濟重心轉移，顯示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已經逐步超越傳統的靠人力投入的農業型社會形態，而向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方向邁進。這對沿海地區人民的文化、生活、思想、行為及產業結構，均產生了重要影響。較于第一次經濟重心轉移，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

　　(作者：倪玉平，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商稅研究及其數據庫建設〔1644-1911〕”首席專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