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很多人士看來,地方舉債本身就是一種違法行為。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研究員李冬妍說,根據我國《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是不允許赤字和發債的。

　　他解釋說,地方政府一旦舉債,就處于一種非法、隱形地位,難以公開去評估；其次,各類不同項目由不同部委或同一部委的不同司、處分別審批,審批部門掌握的信息是分散的、不完全的,難以獲得整合信息,因而無法將地方各類項目總負債水平作為審核指標。

　　但是,賈康卻告訴本報記者,他不同意這種說法。“現實生活中有如此強烈的需求,以至于逼著各種當事人以潛規則替代明規則。一味地強調監管,以為只要監管到位,問題就會解決,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地方政府負債的一個深層次原因是機制轉換和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加上地方可用財力不足的壓力。”財政部財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他解釋說,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不僅使預算法禁止地方財政負債的“明規則”被事實上的普遍負債這一“潛規則”強制替代,也催生了許多地方領導干部扭曲的負債觀,即借債不怕還錢、自己借別人還、不還錢還能借到錢的錯誤邏輯,進一步助長了地方政府的盲目舉債。

　　風險是否一觸即發

　　據媒體報道,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資平臺等方式舉債已接近極限,地方政府性債務率已高達94%,個別縣市債務率甚至已經超過400%。

　　“目前以各種變相形式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形式發行的地方債沒有納入到地方預算,舉債資金使用的預算約束不到位,透明度和規范性都不足,都容易釀成風險。”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綜合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劉軍民說。

　　更有甚者,“如果地方債務風險爆發,許多項目難免會半途而廢,地方政府融資鏈條面臨斷裂,很多地方經濟發展也可能停頓。”全國人大代表、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也警示說。

　　記者了解到,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主要表現為系統性風險,很大程度上以未來經濟增長帶動地方財政收入增加、土地升值、招商引資等效益的顯現。

　　專家表示,這種風險并非哪家銀行所能掌控。加之,此類貸款期限普遍較長,中長期貸款居多,風險具有隱蔽性和延后性。一旦資金供應有變化,不良債務問題將會在幾年后浮出水面。

　　今年1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國務院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提出,盡快制定規范地方融資平臺的措施,防范潛在財政風險。同月,央行行長周小川警告,相關問題處理不當可能會導致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無法償還債務,給銀行帶來不良資產并造成其他問題。

　　賈康告訴記者,其實,地方融資平臺是過渡性產物,既有正面效應,又有負面效應,但是迄今為止,其正面效應大于負面效應。

　　他認為,目前即使地方融資平臺的負債為7萬—8萬億,相當于GDP的20%多,加上名義指標的公共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不超過20%),即政府債務占GDP的40%,尚不會出多大事。

　　在記者采訪的過程中,更多專家表示,不應過于悲觀地認為地方政府債務率高就會出現債務危機。問題的關鍵在于,債務和經濟的增長能否保持一個良性循環。如果財政經濟能保持良好的發展,存量的債務風險是可以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削減、釋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