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談知青搶書驚險有趣 書放小筐底上放果蔬

　　9月16日上午，電視劇《知青》在黑河開機，擔任編劇的梁曉聲專程從北京飛抵黑河。時隔36年，他重回故地，只有江水依舊。

　　梁曉聲，原名梁紹生。當代著名作家。祖籍山東榮成，出生于哈爾濱市，現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 。

　　9月16日，梁曉聲站在黑龍江省黑河市國際飯店的大窗戶前眺望，窗外是黑龍江。清淺的河水對岸，就是俄羅斯邊境城市布拉戈維申斯克。梁曉聲指著濱江的柏油馬路說：“原先我走過這條路，那時江邊沒有欄桿，幾級臺階下去，就能走到江沿。”

　　18歲踏上知青專列　檔案里記錄不好

　　1968年，19歲的梁曉聲踏上滿載1000多號人的知青專列，從哈爾濱出發，坐火車到北安。近百輛卡車接站，將這些來自城市的青年四散到北大荒各個地方。

　　梁曉聲坐著卡車走了12個小時的黃土路，抵達黑河市錦河農場。他所在的黑龍江生產建設第一兵團，駐地靠近邊界，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政審特別嚴格，階級斗爭的弦繃得特別緊。

　　今天當梁曉聲被問到：在農場印象最深刻、最熟悉的生活場景是哪一幕？他搖搖頭：“那不是一幕，是太多幕。我當過班長，也當過知青排長，報道員……”掐指一算，在這片土地上他度過了六個半年頭。

　　離開兵團時，梁曉聲的檔案中寫著：此人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只可利用’是說我還可以寫東西，‘不可重用’是因為我的思想和‘文革’是格格不入的。”

　　15年后再書知青　不是現實主義不寫

　　梁曉聲是高產作家，在眾多文學作品中，尤以知青題材的創作被大眾熟知。1982年，創作《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6年，創作《今夜有暴風雪》《雪城》；1995年，創作《年輪》；幾乎每部作品都引發了巨大反響。眼下這部《知青》，間隔時間最長，在這段時間里同類題材電視劇幾乎絕跡。

　　在電視劇《年輪》中，梁曉聲直書當年苦難——小學曲老師餓死在講臺上，年輕的代課老師帶學生去郊區偷軍糧。工人們偷了孩子們的狗殺了吃，孩子尋去，雪后廠區蕭瑟，唯有標語醒目：“大干，苦干，拼命干，早日實現共產主義。”這部電視劇的播出，甚至引發了知青再聚會的潮流。

　　15年后再次執筆知青生活，對梁曉聲而言是個命題作業。山東省有關方面提議此創作計劃，梁曉聲被認為是最佳的編劇人選。他提出一個前提：“如果不是現實主義視角的作品，我沒辦法寫。”

　　“因為這本身是現實題材，它要求我們有現實主義的視角。現實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你相對忠誠于你所經歷的那個年代。”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和十年“文革”是重疊的，梁曉聲希望新的作品能夠相對真實地反映“極左年代”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展現知青命運的沉浮，包括他們精神的、思想的、情感的、心靈的各種變化。

　　創作過程中，他的想法得到了支持。

　　大膽拓寬半徑　過濾式創作極不負責

　　梁曉聲是新中國同齡人。由于打字受限，他無法通過網絡與人交流，和《知青》導演張新建溝通劇本，全靠手寫書信。

　　回顧以往知青題材作品，梁曉聲感到當時的創作有激情、有沖動，但本身并不全面。如今再次執筆，希望能夠全景式地展示知青生活。 電視劇在東北、內蒙古、西北三地搭建實景拍攝，梁曉聲交付的劇本達30多斤重。

　　“文學也罷，影視也罷，它有一個功能，就是它的自覺性。它要發揮本能來補充和完善自己國家一個時期的歷史，告訴后人，他們的前人們曾經經歷過什么。”梁曉聲將影視比作一個國家的“聲像名片”。令他扼腕的是，如今從熒屏到銀幕，國產劇少有1957年至 1980年的戲，這之間包含著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三年自然災害，以及“文革”。

　　談到這里，梁曉聲語調上揚：“今天的年輕人所看到的電視劇，對這段歷史的反映相當淡化，可以說是一種過濾式、屏蔽式的創作。這種創作是極不嚴肅、極不負責任的。將來的后人要問我們了，你們當初為什么通過文藝的形式屏蔽掉了中國最重要的一段歷史？”

　　他尖銳地指出：“我們的創作自由度是有半徑的，也就是說有個可能的尺度。我跟導演談過，我們不要等待別人把半徑拓寬了，我們再跟進。我們要膽子大一點，主動來拓寬這個半徑。 ” 這也許是這部戲真正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被運動的一代　苦難是不是真苦難？

　　抵達黑河當天，梁曉聲午飯后奔赴當年插隊的錦河農場，隨身僅帶一個布包。時隔多年，再次回首這段經歷，他有了新的想法。其中包括如何看待知青這一代人的苦難。

　　在當年知青的回憶文章中，上山下鄉的歲月往往被涂上艱苦的底色。天涯論壇上曾有網友質疑：知青們仿佛受了多大的苦，不過是城里的青年到農村體驗了幾年生活！殊不知農民祖祖輩輩一直過著這樣的生活，有的甚至今天還過著這種生活！

　　梁曉聲也在反思何謂艱苦：“要我說，當年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首先是被運動的一代。在那個極左的年代，被上山下鄉、被運動，是那一代人的特征。”

　　梁曉聲插隊時剛初中畢業，有的知青比他年齡更小。背井離鄉，在社會洪流中身不由己，是他們苦難感的來源。 “ 原本生活在城市中的青年，和農村孩子不同，他們有一種孤獨感，感到農村并不屬于他們。知青離開家兩三年見不到父母，除了空間和交通不便造成距離，探家的時間也有很嚴格規定。這讓他們感到更艱苦。”梁曉聲說。

　　在他的眼中，當年的下鄉知青，和今天進城務工的農村青年一樣，苦在沒有歸屬感。此外，知青中還有一部分人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強的沖擊。他們來到廣闊的農村，仍然不能享受平等。這決定了他們的經歷具有苦難性。

　　不讀書的一代　緣何沒有垮掉？

　　“今天回顧，我只不過是有這樣一段經歷，和當年千千萬萬知青沒有什么差別。”梁曉聲并不認為自己有特殊的知青情結，也不愿膠著于知青題材的創作。相反，他更傾向于關注當下的社會生活。

　　身為北京語言大學老師，今年他度過了一個忙碌的夏天，批改完一百多萬字的學生作業，又創作了一個電影劇本。當湖南寄來題目為《中國知青紀念文集》的兩千頁五大卷書稿時，他甚至感到排斥，置于自家陽臺上，不想翻看。

　　直到一次偶然翻開，第三卷第一篇文章題為《我們為共和國讀書》。這篇文章講“文革”中書全被燒了，一批湖南的知青在下鄉之前，發現附近一所學校的圖書館還保存著一些當時都被蓋上“封資修”印章的“禁書”，其中包括雨果、契訶夫、托爾斯泰的著作。這些青年就把這批書偷出來分類、編號，偷偷帶到插隊的地方去，選了一個類似窯洞的地方，開辟了一個“知識青年地下圖書館”。

　　“你能想象一個國家完全沒有書嗎？”這個例子令梁曉聲印象深刻。在年代背景下，知青們對書的搶救和愛護顯得有趣而驚險。有的女知青勞動完了之后，臂上挎一個小筐，筐底藏著借來的書，上面放上土豆、蘿卜、蔥，再蓋一個毛巾。但即使這樣，還是會被發現，圖書館還是會被搗毀，青年們還是會被追查。

　　“這樣一代人經歷‘文革’十年，命運千差萬別，在少男少女的年齡錯過了課堂教育，經歷了命運的低谷。但是這樣一代人卻沒有垮掉，他們當中很多人成為社會中堅力量，這是為什么？”梁曉聲提出這個問題，并嘗試給出一種解釋。他認為，那個年代青年和書的關系是很特別的。 他們在城市里，像收集珍寶一樣把書搜集起來，發瘋一樣抓住非常有限的資源，拼命汲取其中養分。當時引進的書在今天看來幾乎都是經典，和今天信息爆炸、缺乏耐心的閱讀時代相比，當時的閱讀顯得更有誠意，也更有效率。

　　心系國家命運　挖掘當年的思想者

　　“我非常不謙虛地說，我也算那個年代有一點兒思想的知青。”梁曉聲不否認《知青》劇中有他本人的影子。

　　梁曉聲知青生涯的轉折點出現在1974 年，那一年他被推薦進入復旦大學讀書。 出發前夜，他留下一封書信。信里談到團組織的發展路線問題，他還提出，有些知青雖然出身有問題，但已經考驗那么多年了，足以證明他們是好的。 入團不用考察那么多時間，不應該繼續拿家庭背景原因擋著。

　　2007年，現居天津的幾位知青聚會，專門找到梁曉聲，其中有一名當時的團干部。他說：“幸虧你第二天就走了，如果再晚點，你就別想走了！他們當時把這封信報告上級了。你那信老反動了！”他們并不知道，梁曉聲就讀于復旦大學時，也差一點被打成“反革命”。

　　知青當中有思想者，他們當時就在反思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這在《知青》劇本中有所體現。劇中有一個叫趙曙光的“老高三”，他讀過一些書，在給弟弟的書信中套用了契訶夫《第六病房》里的句子——“俄羅斯病了”，他說“中國病了”。

　　“這四個字，在當年絕對可以徹底把一個人打成‘現行反革命’。那時候有許多人想不到那些，還有的人是想到了也不敢說；也有些人想到了，憋不住要說，只能跟最親近、最信任的人說。但絕不是在那個時代就沒有這種思想和這種聲音，那也不符合事實。”梁曉聲說。

　　回望當年，他感覺彼時的青年和今天相比，最大的區別是在集體主義教育的大環境下，真正發自內心地關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今天的青年只想著很乖地、很積極地讀完大學，找個好工作。”梁曉聲并不希望被貼上知青作家的標簽，但肇端于知青時期的情懷與倔強，仍是這位六旬長者身上最突出的特征。

    本報記者 卞文超 實習生 李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