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3月18日電 (記者 孫自法)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18日在北京揭曉，除6個入選項目外，另有浙江余姚市施岙新石器時代稻田遺址、甘肅張家川縣圪垯川新石器時代遺址、湖南澧縣雞叫城新石器時代遺址、陜西西安市江村大墓、江蘇南京市西營村南朝佛寺遺址、新疆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遺址6個項目入圍。

　　——浙江余姚市施岙新石器時代稻田遺址。施岙新石器時代稻田遺址位于浙江寧波余姚市三七市鎮相谷村施岙自然村西側山谷中，東南距田螺山遺址約400米。勘探發現，史前古稻田堆積分布面積約8萬平方米。為探索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時期古稻田的發展演變，2020-202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寧波市文化遺產管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遺址博物館聯合進行考古發掘。

　　此次發掘揭露了河姆渡文化早期、河姆渡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時期三個階段的大規模稻田，均有田境和灌溉系統。經檢測，古稻田堆積中含有較多水稻小穗軸、穎殼、稻田伴生雜草等遺存。植硅體分析顯示，稻田堆積中水稻植硅體密度在1-2萬粒/克，遠高于一般認定的土壤中含水稻植硅體超過5000粒/克即可判定為稻田的標準。

　　施岙遺址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面積最大、年代最早、證據最充分的大規模稻田，初步鉆探發現，附近古稻田總面積約90萬平方米。根據目前發現來看，施岙古稻田遺址特別是良渚文化時期的稻田呈“井”字形，由路網(阡陌)和灌溉系統組成，展示了比較完善的稻田系統。這種大規模稻田，起源年代早至距今6500年以上，且一直延續發展，刷新了學界對史前稻田和稻作農業發展的認識。古稻田中還發現稻田堆積與自然淤積層的間隔，為研究當時的人地關系提供了新材料。

　　施岙遺址古稻田的發現，表明稻作農業是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社會發展的重要經濟支撐，是供養眾多人口的主要食物增長點，為全面深入研究長江下游地區史前社會經濟發展和文明進程提供極其重要的材料。

　　——甘肅張家川縣圪垯川新石器時代遺址。圪垯川新石器時代遺址位于甘肅省張家川縣大陽鎮、渭河支流南河和松樹河交匯處。2021年發掘仰韶文化、齊家文化、漢代、宋明時期遺跡950余處，包括墓葬88座、灰坑598個、房址83座、灶60處、溝12處、環壕3條、窯址6處、活動面75處、窖穴29座。

　　仰韶文化時期遺存面積約16萬平方米，自仰韶文化早期延續至仰韶文化晚期。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晚期大型環壕聚落保存相對完好，面積8萬平方米左右。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骨角器等。陶器以彩陶為主，包括尖底瓶、圜底盆、圜底缽、侈口筒腹罐、葫蘆瓶、甕、器蓋等。

　　仰韶文化聚落周邊分布漢代遺址、墓葬和宋明墓葬，分布區域面積5平方公里。2021年發掘漢墓26座，以大型磚室墓為主，2-3座成組分布，個別組合墓葬外有壕溝，個別大墓之上有建筑遺跡。宋代墓葬40座，4-10余座成組分布。調查發現漢代城址一座，城外有護城河，面積約10萬平方米。漢代墓葬出土灰陶、釉陶器組合，有少量銅器；漢代遺址區出土大型筒瓦、板瓦和瓦當等。宋代墓葬出土瓷器、陶器等。

　　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環壕聚落面積約8萬平方米，絕對年代為距今6200-5600年，是黃河流域目前發現保存最完整、內涵最豐富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之一，是隴西黃土高原繼大地灣遺址之后又一重要考古發現，代表了仰韶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時期，證實本區域與關中和中原地區一樣是仰韶文化的又一中心，在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該遺址發掘的大型漢墓及鄰近發現太原城址周邊分布的漢代遺址和墓葬群，對探討涼州刺史部治所在漢代隴縣一帶具有重要意義。

　　——湖南澧縣雞叫城新石器時代遺址。雞叫城新石器時代遺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縣涔南鎮雞叫城村，為湖南目前已知四座史前城址之一，是澧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心聚落。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國”課題實施的重點項目，2018-202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遺址進行考古工作，2021年考古工作取得的重要收獲包括明晰了聚落的演變過程、發現一批屈家嶺文化木構建筑遺存、揭露出體量巨大的谷糠堆積、發現石家河文化時期水稻田。

　　雞叫城遺址考古發現具有重要價值，其年代跨度久、文化內涵豐富。從油子嶺文化時期環壕聚落演變為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時期的大型城址，是長江中游史前文明進程的一個縮影。三重環壕的聚落結構，在長江流域尚屬首次發現，對研究史前聚落形態具有重要價值。迄今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結構最清晰的大型木構建筑，在中國百年考古史上是首次發現，是中國古代文明創造的燦爛物質成就，印證了中國木構建筑傳統的古老淵源，是中國建筑史研究的寶貴新資料。三重環壕、大型木構建筑、海量稻谷殼、水稻田的發現，重建了這一區域稻作農業與社會進化的完整過程。雞叫城遺址的發掘為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形成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陜西西安市江村大墓。江村大墓位于西安市東郊白鹿原上，北距世傳為漢文帝霸陵的“鳳凰嘴”約2000米，東距竇皇后陵800米。2006年以來，考古人員對江村大墓區域進行多次調查、勘探和試掘，發現江村大墓的形制為“亞”字形，地面無封土。墓室邊長72米，四周環繞115座外藏坑，外圍以“石圍界”和門闕形成陵園。另采用多種技術對“鳳凰嘴”進行探測，證實此處僅有10多通明、清時期的石碑，未發現任何陵墓遺存。

　　此次考古工作否定了“鳳凰嘴”為霸陵的傳統認識，確認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雙重陵園、帝陵居中、象征地下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圍繞陵墓分布均為西漢帝陵首次出現，反映了以皇帝為中心的帝陵規劃思想，折射出西漢帝國由初期地方分權、君臣共治到中期中央集權、皇帝獨尊的政治變化趨勢。南陵外藏坑出土的帶有異域文化風格的金、銀飾品對研究絲綢之路開通之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江蘇南京市西營村南朝佛寺遺址。遺址所在地屬南京城西南崗地，在唐宋長江東岸西移之前瀕臨長江，本次發現的南朝佛寺遺址，主體部分完全被南唐窯業遺存覆壓。發掘表明，西營村南朝佛寺遺址是一處以佛塔為中心、“前塔后殿”布局的佛寺。方向230度。中軸線上自南至北主要有5組建筑基址及配套的磚鋪地面、中軸道路、排水設施等遺跡。地塊內現存佛寺面積約7000平方米。遺址出土有佛教造像殘件、蓮花紋瓦當、筒瓦以及大型石柱礎建筑構件，具有典型的南朝特征。

　　南朝佛寺遺址是南京乃至南方地區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好、布局最為完整的山地型佛寺遺址。佛殿單體建筑體量大，大型石柱礎也僅見于南京六朝建康城遺址。保存的定位測繪遺跡，體現出高超的建筑技術。佛塔應為純木塔建筑，對于研究南朝時期東亞地區的全木木塔造型與結構有著重要意義。首次發現的塔基中心開挖帶臺階的長方形豎穴土圻“地宮”與夯土分層封護遺跡，顯示出瘞埋舍利函的新營造方式，為研究六朝時期舍利瘞埋方式與內涵提供了新資料。出土的蓮花瓦當形制多樣，豐富了六朝瓦當體系。佛像體現出塑造成像、施釉、妝鑾等工藝特點，為研究南朝佛造像提供新的研究資料。出土的琉璃珠、瑪瑙珠、玻璃器、琥珀器等遺物，經檢測，均為域外產品，顯示出南亞地域風格，反映出南朝時期建康地區與絲綢之路諸國密切的貿易和文化交流。

　　南京(建康)作為六朝都城所在和佛教中心，對東亞地區的文化影響巨大。本次發現的西營村南朝佛寺遺址，其佛寺布局、建筑規制、佛塔形制和舍利瘞埋方式具有極大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對研究東亞地區5-7世紀佛教寺院具有重要意義。

　　——新疆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遺址。北庭故城遺址南枕天山、北望草原，位于新疆吉木薩爾縣城北偏東12公里處，核心區域占地1.5平方公里。其外城南北長約1.5、東西寬約1公里，大體分內外兩重城。內外城墻均有護城河、馬面、敵臺和角樓。北庭故城先后為唐代庭州和北庭都護府(伊西北庭節度)、高昌回鶻夏都、元代都元帥府和別失八里宣慰司駐地，是唐至元時期絲綢之路天山北麓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也是目前天山北麓保存最為完整、最大的一處古代城市遺址，是古代絲綢之路北道必經之地，對古代西域的繁榮穩定以及古絲綢之路的暢通具有重要意義。

　　2016年、2018-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化旅游局、吉木薩爾縣文化與旅游局、北庭學研究院，經過五年近1萬平方米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按計劃完成了外城南門、外城北門、內城西門、內城北門、6號佛寺遺址、8號建筑遺址、10號和11號遺址的考古發掘任務，北庭故城考古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2021年5-10月，考古隊發掘了子城西南部的10、11號遺址。2021年重要的發現是“悲田寺”刻文殘陶片。另外發現一塊紅色砂巖，可能為碑刻，現在還殘留三字，其中兩字可以辨認，為“□于會”。在一件殘陶罐上，有墨書兩字“道凈”，可能為僧人名號。除了文字資料，2021年發現大量的建筑殘件，如瓦當、板瓦、筒瓦、方地磚、長方墻磚、脊頭磚、龍身殘石雕等，另外還有一些可修復的陶器。這些器物與長安西明寺和青龍寺所出器物接近。此外還有開元通寶、鐵鎧甲等。

　　考古證明，北庭故城基本是唐代中央王朝通過庭州、北庭都護府為代表的機構統治西域150多年間不斷建設完成，大小兩套城墻的變化應反映了故城從庭州到北庭都護府、伊西北庭節度的發展演變歷史。高昌回鶻和蒙元時期基本沿用唐代北庭大的形制布局，僅做局部的修補和更改。

　　北庭故城遺址是歷史的見證，北庭考古以實物證明唐至宋元時期，特別是唐代中原王朝在新疆有效的管轄和絲綢之路的繁榮暢通，其后仍然在高昌回鶻(包括遼和西遼)和元代的管理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