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4月7日電 題：白云翔：考古研究如何見證中日文化交流？

　　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從稻作農耕到青銅器和鐵器東傳日本列島、從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跨海到鑒真東渡、從遣唐使求學大唐到抗擊疫情守望相助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中日兩國的交流交往一直備受關注。

　　2022年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從考古視角看，中日兩國古代交往交流經歷了哪些重要階段？產生了怎樣的深遠影響？50年來，雙方在考古領域有什么合作研究及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在中國和日本都享有盛譽的考古學家白云翔長期致力于推動中日考古交流合作，并領銜開展多個中日考古合作研究項目。他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詳細解讀考古研究如何見證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目前的考古研究來看，中日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什么時候？兩國古代交流交往過程經歷了哪些重要階段？

　　白云翔：中日兩國間的文化交流可上溯到遠古時期，但真正的交流是從大約2500年前開始的，也就是從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3世紀，中國進入戰國秦漢時代和日本進入彌生時代，兩國間交流才逐步發展起來。

　　這800年間，根據考古發現，尤其是日本列島發現的從中國傳入的文物，在東亞社會歷史大變革、大動蕩、大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國跟日本列島間的交流歷經五個發展階段，各階段交流的方式、內容和性質也有所不同。

　　第一階段大致是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末，主要是稻作農耕技術從中國向日本列島的傳播。

　　第二階段大致是公元前4世紀末3世紀初至公元前221年，稻作文化繼續東傳的同時，中國的青銅器、鐵制品等開始傳入日本列島。

　　第三階段大致是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108年前后，有中國居民東渡流徙到日本列島，銅劍、銅錢幣、銅鏡和鐵制品等中國物產更多傳到日本。

　　第四階段大致是公元前108年前后至公元紀年前后，中國各種各樣的物品更多傳入日本列島的同時，日本列島的某些古國開始向漢王朝派遣使者，相互間初步建立起官方的交流和聯系。

　　第五階段大致是公元1世紀初至3世紀前半期，漢王朝與日本列島間的聯系進一步密切，日本列島的一些古國可能真正進入到漢王朝的冊封體系之中，漢文化影響已遠及日本列島的中部地區。

　　中新社記者：古代中日兩國通過什么路徑交流交往？中國文化的傳入對日本產生了哪些重要影響？

　　白云翔：中國與日本列島之間的交往和文化交流路線盡管有多條，但“環黃海之路”海上交流路線最為重要。具體來說，就是從中國的長江下游地區出發，先后經由中國東部黃海沿海地帶、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再渡海到達日本九州北部的“環黃海陸路/水路”，實際上也是中國稻作農耕文化的漸次東傳之路。也正因為如此，日本列島尤其是九州地區的彌生文化，同中國環渤海及黃海沿岸地帶戰國秦漢時期的文化聯系最為密切。

　　中國文化東傳日本列島，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化上的交流，而是對日本彌生時代文化和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在社會生產和技術領域，稻作農耕技術的傳入和逐漸發展，使日本當地逐步進入到農耕社會；隨著中國青銅器、鐵器以及鑄造技術等傳入，從公元前2世紀的彌生時代中期開始，日本列島逐步進入金屬器時代。

　　與此同時，在社會生活領域，在來自中國直接或間接的文化影響下，環壕聚落、支石墓、甕棺墓、土壙木棺墓、方形環壕墓、墳丘墓等文化現象也在日本列島接踵出現。

　　中新社記者：中日古代交流交往密切，古代中國對日本文化影響廣泛而深遠，能否請您從考古研究方面列舉具體例證？

　　白云翔：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的歷史文化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日本古代的稻作農業、青銅文化、鐵器文化、文字、城市文化、喪葬文化……無不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中國的影響。

　　日本彌生文化遺存中，漢朝文物有著廣泛的發現。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列島出土漢朝文物的彌生文化遺址和墓葬達80多處，分布在九州島、四國島和本州島的西部地區，尤以九州北部地區最為集中。

　　例如，地處朝鮮半島與日本九州島之間海上通道上的長崎縣壹岐市原之辻遺址，就是一處由三重壕溝環繞的臺地遺址，出土的漢朝文物有銅鏡、車馬器、劍、鏃、權等銅器，貨泉、大泉五十等錢幣以及鐵斧等，一般認為該遺址是《三國志·魏書》所載“一支國”的都邑遺址。

　　日本出土的漢朝文物主要有金印、錢幣、銅鏡、鐵器及其他文物，其中一枚發現于福岡市志賀島的蛇紐方形金印，印面陰刻篆書“漢委奴國王”五字。錢幣主要有半兩錢、五銖錢、貨泉、大泉五十以及貨布等。銅鏡是發現地點最多、出土數量最多的一類漢朝文物，迄今已發現完整者約250件、銅鏡殘片約270件，包括西漢鏡、新莽鏡和東漢鏡，漢朝主要鏡類幾乎都有發現，另外在九州地區還發現大量模仿漢鏡鑄造的“仿漢鏡”。鐵器主要有斧、鑿、鍤、刀、劍、矛等。其他漢朝文物則包括銅三翼鏃、銅劍、銅蓋弓帽、銅四葉形飾和玻璃璧等。

　　被譽為日本古代“三寶”的鏡(銅鏡)、劍(鐵劍)、玉(玉器)，都源于中國。其中，日本福岡平原村1號墓出土5件超大型“八葉紐座連弧紋鏡”，既具有東漢云雷連弧紋鏡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鮮明的自身特點，中日考古學家研究推測為東漢銅鏡工匠東渡日本在當地設計制作。

　　再如，唐代中日關系緊密，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產生重要影響。如奈良時代的都城平城京，其設計和建造直接受到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的影響；為鑒真和尚興建的唐招提寺也保留至今，其他一些寺院也受到唐代寺院形制結構的直接影響；奈良發現的公元7世紀末8世紀初的高松冢古墳，墓中的壁畫與唐墓壁畫相似，可見其影響，墓中還出土唐朝的海獸葡萄鏡；作為奈良時代東大寺正倉所在之院的正倉院，收藏有奈良時代圣武天皇的遺物和其他重要文物，其中有不少是唐朝文物，并且很珍貴。

　　中新社記者：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這50年來中日在考古發掘研究領域重點開展了哪些交流合作項目？整體進展如何？您對中日考古交流合作怎么評價？

　　白云翔：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來，兩國考古學界的交流與合作，大致說來有三種類型，或者說三個方面：

　　一是中日學者各種形式、各個層次的交流和互訪，如攻讀學位的碩博留學生，以及中日學者到對方國家進行學術訪問和參觀考察等。中日諸多科研機構和高校之間都簽署有合作和交流協議，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日本國立奈良文化財研究所、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等；中國有關省市與日本友好和姊妹城市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也大都包括考古學，如山東省與山口縣、陜西省與奈良縣、西安市與奈良市等。這些人員、機構間的交流，為中日包括考古在內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是中日合作進行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雖然數量上不多，但意義重要，影響很大。譬如，1997-2001年，中日漢長安城桂宮遺址合作發掘和研究；2001-2006年，中日唐長安城大明宮太液池遺址的合作發掘和研究；2008-2011年，中日洛陽漢魏故城遺址合作調查發掘和研究；中日合作新疆民豐尼雅遺址的調查發掘和研究；中日合作寧夏固原北周墓的發掘和研究等。

　　三是中日合作專題性考古學研究，數量多，研究領域廣。如2003-2005年，中日合作的內蒙古地區新石器時代家豬研究；2004-2005年，中日合作碳十四測年研究項目；2004-2006年，中日合作“山東省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鏡范的考古學研究”；山東大學與九州大學合作開展的“山東半島地區的稻作農業及其東傳的綜合研究”等。

　　這些中日考古合作項目大都進展順利并取得豐碩成果。作為中外考古合作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日考古合作交流起步早、范圍廣、層次多、成果多，在中日科學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日友好交往中發揮出重要作用，也是中國學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徑。

　　在合作研究考古項目實施過程中，中日雙方參與人員和機構平等友好，遵守協議，遇事友好協商。日本學者的認真、細致、吃苦耐勞的敬業精神，力求甚解、力求深解的鉆研精神和求真的科學精神，讓中方合作者感佩，也值得所有學界同行學習。

　　中新社記者：2022年，走過百年滄桑歲月的中國現代考古學跨入新的百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也迎來50周年。站在這個歷史節點上，您對中日未來考古領域的交流合作有何期待？

　　白云翔：實際上中日考古學界交流，早在195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1957年日本考古代表團就曾經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就在原有基礎上迅速發展起來。50年來，中日考古界的交流與合作取得了非常大的發展。

　　站在中國考古學走向新的百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這樣的歷史節點上，期待中日考古界的交流合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下去、發展下去、深化下去，不斷開拓新領域、取得新進展。這不僅有助于中日兩國考古學的發展，而且將在中日兩國友好交往中發揮積極作用。(完)

　　受訪者簡介：

　　白云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講席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兼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秦漢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亞洲鑄造技術史學會副會長等職。

　　白云翔教授長期從事田野考古、學術期刊編輯出版、考古研究和教學及組織工作，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秦漢考古、手工業考古、中外交流考古等，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著130余種。主要論著及獲獎成果有：《先秦兩漢鐵器的考古學研究》(2005年)、《中國古代の鐵器研究》(日文版，2009年)，2010年獲“第七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一等獎”；《山東省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鏡范的考古學研究》(合著，2007年)，2009年獲“山東省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合著，2010年)，2012年獲第四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二等獎；《從韓國上林里銅劍和日本平原村銅鏡論中國古代青銅工匠的兩次東渡》(論文，2015年)，2019年獲“第十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三等獎”；《秦漢考古與秦漢文明研究》(2019年)，被評為“2019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

　　其中，作為中方主持人的中日合作研究成果：《山東省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鏡范的考古學研究》(2007年)；《鏡笵――漢式鏡の製作技術》(日文版，2009年)；《中國初期青銅器文化の研究》(日文版，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