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7日電 題：杜琪峰：再用膠片拍一次香港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倪偉

　　港片《七人樂隊》，于7月29日在內地正式上映。這部電影從2015年就傳出籌備的信息，2018年已拍完，陸續出現在很多電影節上。2020年6月，入圍戛納國際電影節；10月，作為釜山國際電影節開幕影片。2021年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七人樂隊》又與《風再起時》一道成為雙開幕影片，參與執導的幾位導演在香港高調合體。

　　然而，2018年年底，導演之一的林嶺東突然離世。他已制作完畢的《七人樂隊》中的短片《迷路》，成為遺作。

　　這是香港動作片、新浪潮與黑幫片最具代表性的導演們的一次集體亮相，幾位加起來共獲得過幾十座金像獎獎杯。他們每人拍一部短片，用已退場的膠片，講述香港過去的故事。

　　作為監制和發起人，談起這部有關香港記憶的影片，杜琪峰變得異常溫柔，與那位著迷于槍火和黑幫的導演判若兩人。他今年67歲，已有6年沒拍過槍戰片了。

　　致敬菲林

　　2010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這一年之后，杜琪峰不再用膠片拍電影。

　　膠片的退場似乎是一個時代交替的象征。杜琪峰感到惋惜，他覺得正是因為有膠片，才造就了香港電影，也造就了這一批導演和電影工作者。“我們是不是要為菲林做些事，表示對它的尊重和敬意？”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起當時的想法。

　　他想到去找一群導演用膠片再拍一次，這或許就是最后一次。拍什么呢？應該用最珍貴的東西拍最珍貴的故事，能與越來越珍稀的膠片相配的，只有香港這座城市。他挨個給其他導演打電話，大家都欣然同意入伙。

　　香港的膠片代理公司幾乎已找不到了，也沒有沖印的地方。他們在曼谷和臺北找到了一些膠片。“浪費些時間，浪費些錢。”杜琪峰說。

　　最初計劃是八部短片結合，每一部對應一個十年，取名《八部半》，借用費里尼經典之作的名字。但吳宇森因為身體原因中途退出，70年代成了空白。于是成了《七人樂隊》，七個故事，從50年代一直拍到未來。

　　這70年正重疊著這一代導演的生命旅程。7個老港人，有4人出生于20世紀40年代，剩余3人生于50年代，最年長的是1945年出生的袁和平，今年67歲的杜琪峰年紀最小。

　　袁和平與洪金寶成名于20世紀70年代，是香港動作片崛起的代表人物。70年代，李小龍、成龍相繼為香港動作片奠定風格，袁與洪正是擔任武指的幕后功臣。70年代末，一批留學回來的年輕人，開始用鏡頭展現香港歷史和社會經驗，掀起香港電影“新浪潮”，許鞍華、徐克、譚家明是最重要的三位旗手。而杜琪峰與林嶺東則是香港黑幫電影最杰出的作者，他們還都是王天林的門徒。香港電影的50年，幾乎被他們概括。

　　作為監制的杜琪峰看完這些片子，看到了這代人之間共通的情感，也咂摸出一些不同的況味。“會覺得，哦，原來林嶺東是這樣想東西的，徐克是那樣想的，洪金寶是這樣看那個時代的，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他的語氣像是沉入回憶一樣緩慢下來，“加起來就會看得出——香港就是這樣過來的”。

　　北上南下

　　距離香港導演集體“北上”，已經過去了將近20年。20年足以知曉“誰負誰勝出”，在杜琪峰眼里，這或許也是各人的宿命。2004年，隨著CEPA(《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生效，陳可辛、徐克、王晶、劉偉強等香港導演陸續北上，與內地電影公司合作。杜琪峰步他們之后，2011年推出第一部合拍片《單身男女》，他將遲到的原因解釋為自己的國語不好。

　　如今，徐克徹底融入內地市場，最新的作品是《長津湖》和《長津湖之水門橋》——他是三名聯合導演之一，劉偉強也接連執導《中國機長》和《中國醫生》。而杜琪峰在2016年拍完《三人行》就調頭南下，回到了港島。

　　電影研究者謝楓曾指出，杜琪峰的作品中始終包含著對社會的反思。在為他帶來國際聲譽的《黑社會》里，他真正希望談的是時代巨變中的變與不變。第一部里，時代看似變了，但幫派信奉的還是龍頭棍和叔父們，到了第二部，則是真的變化。“我要表達的是何去何從。”他說。

　　他自己也受到過“何去何從”這個問題的困擾。1993年，他執導了周星馳主演的《審死官》和《濟公》，如日中天的周星馳在片場占據著主導，這種感覺讓身為導演的杜琪峰郁悶。他放空了一整年，想明白了，電影應該是個人的東西，他決意在商業的港片世界里拍作者電影。1996年，與出自TVB的韋家輝多次深聊之后，兩人成立“銀河映像”，正式開工。

　　那時香港電影市場已經現出頹勢，1993年出產了207部電影，1995年就跌到了150部，好萊塢電影呈碾壓之勢。在這個夾縫中，銀河映像推出了極具個人風格的《一個字頭的誕生》《暗花》《非常突然》《槍火》《兩個只能活一個》，在猛烈的暴力與死亡中間，始終彌漫著一股寧靜和優雅的氣息，他稱之為“痛苦的浪漫”。港片衰落的十年里，銀河映像撐起了面子，并且保持著港片的活力。

　　2016年《三人行》宣傳期間，在北大的論壇上，有觀眾問他什么時候拍《黑社會3》，他肯定地說，一定會拍，但現在時間不對，不管到什么時候拍，“內容不會改”。他內心始終有一些篤定的東西，像一塊暗礁，在潮起潮落中紋絲不動。

　　與《中國新聞周刊》談到這幾年時，杜琪峰表示“我當然是希望自己多些作品啦”，他說，“以我們來講的話，應該更聰明地去拍電影。”

　　自由與新生

　　杜琪峰常常以執拗和強勢示人，人們總是津津樂道地傳說，他又在片場毫不留情地罵了哪位影帝。因為不滿金像獎的評選機制，他毫不掩飾憤慨和失望，近20年都沒再參加這個年度派對，即便組委會依然不斷將提名和獎項頒給他。

　　但他從未真的與香港電影界分隔，反而主動懷著一股家長般的責任心，譬如這一次組織《七人樂隊》這樣一次集體致敬。2005年發起了“鮮浪潮短片競賽”，親自找投資、辦培訓、做監制，為香港電影挖掘新人。“鮮浪潮”計劃持續了十余年，至少十位新導演浮出水面。

　　2016年，他親任監制，為三位出身自鮮浪潮計劃的年輕人保駕護航，拍出《樹大招風》，在下一年的金像獎頒獎禮上攬獲最佳影片、導演、編劇等五項大獎，他照樣沒有出席。

　　不過，他覺得年輕一代電影人欠缺了一點天馬行空。這幾年，《手卷煙》《濁水漂流》等幾部青年導演新作收獲不錯的反響，再加上前些年的《踏雪尋梅》《樹大招風》《一念無明》等，年輕一代香港電影人逐漸露出鋒芒。與曾經百花齊放的年代對比，今時今日的港片，似乎萎縮到警匪動作片與社會寫實片兩種，前者負責票房，后者負責藝術。

　　“跟以往的電影比較，我會覺得，現在的小朋友在選擇題目或者創作意念上很狹窄，不夠開闊。”他談到對當下創作的印象，“年輕一代比較(聚焦)社會問題，或者他們身邊的實質的感覺。以往，徐克、洪金寶或者八爺(袁和平)，他們很多是無中生有的。”

　　當然，時代已經不同了。過往武俠片、警匪片、喜劇片等各類型電影擁擠在影院時，是一個難以復制的商業時代，彼時香港社會經濟也迎來急速飛升。港片的市場不僅在本地，同時溢出到內地、中國臺灣、東南亞等地區，娛樂性是打通不同地域的金牌通行證。杜琪峰很明白今時與往昔的差異。如今港片又退回到本地市場。

　　往后，再有像《七人樂隊》這樣的集體作業，或許就要交給年輕一代了。“年輕導演的創作，我希望能夠有能力支持的，能夠做多些的，都希望去做。”杜琪峰說。

　　時間總是一刻不停地往前走，告別發生在每時每刻，膠片也終究在數字時代成了古董。

　　“有些東西是沒辦法保留的，有時也會問，保留是不是真的這么重要呢？”杜琪峰仿佛自問自答，“我們只是一個平民，未必有這么強大的力量去保留(它們)。但失去的就永遠回不來，永遠不會再出現，會有種可惜。”

　　現在，不僅找不到生產和沖印膠片的地方，連可以放映膠片的電影院也所剩無幾了。所以這部用膠片拍攝的《七人樂隊》，最終，還是以數字的形式放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