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6日電 題：為何中國民族古文字是中國與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

　　作者 孫伯君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是世界上文字種類最豐富的國家，從遠古到20世紀初，中華大地上曾經出現過近40種少數民族文字，它們和漢字一起組成了中國文字的百花園。

　　按照發生學關系，學界一般把民族古文字分為五類：

　　一是阿拉美字母系文字，包括佉盧文、焉耆-龜茲文、于闐文、藏文、八思巴文、西雙版納老傣文、西雙版納新傣文、德宏傣文、傣繃文、金平傣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鶻文、蒙古文、托忒式蒙古文、滿文、錫伯文。

　　二是漢字系文字，包括方塊白文、方塊苗文、方塊壯字、方塊瑤文、方塊布依文、方塊侗文、方塊毛南字、方塊哈尼文等仿漢字式文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等變漢字式文字。

　　三是阿拉伯系文字，包括察合臺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柯爾克孜文、烏孜別克文、塔塔爾文等。

　　四是拉丁字母系文字，包括老傈僳文、滇東北老苗文、波拉字母傈僳文、撒拉佤文等。

　　五是自源文字，包括云貴川老彝文、納西東巴文、哥巴文、水書、爾蘇沙巴文、傈僳音節文字等。

　　語言文字是交流的工具，中國古代各民族與東西方各民族通過語言互通，文字借用，文獻互譯，促進了中國與東西方各民族在文化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交流，在文化請進來的過程中，加深了對世界文明的了解，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

　　中國大多數民族文字都是在與周邊民族的交流過程中形成的，宗教的傳播、商貿的往來等均對中國民族古文字的創制起到了重要影響。除了漢字系文字的創制是受漢字所代表的儒家文化與典章制度的影響，南方自源文字的創制是本民族為“助記”原始宗教內容而創制的之外，其他系統的文字的創制或受到中南亞佛教的影響，如佉盧文、于闐文、藏文、傣文等阿拉美字母系文字，或受西亞伊斯蘭教影響，如察合臺文等阿拉伯系文字，或受歐洲基督教的影響，如老傈僳文、滇東北老苗文、波拉字母傈僳文等拉丁字母系文字。

　　佛教傳入中國分為西北和西南兩途，時間從紀元初開始直至元代。在西北，隨著佛教的傳入，出現了以西亞某種阿拉美字體為基礎的佉盧文，以婆羅米字母為基礎的焉耆-龜茲文和于闐文，以粟特字母為基礎的回鶻文；在西南，隨著佛教的傳入，出現了以南亞某種婆羅米字體為基礎的藏文和幾種變體傣文。

　　宋元時期，這些受中南亞佛教影響而創制的文字繼續向東傳播，其中回鶻字母元代以后相繼被蒙古族、滿族借用來記錄他們的語言。而隨著元朝上層接受藏傳佛教，忽必烈命帝師八思巴在藏文基礎上設計了一套用于音寫多種語言的官方文字八思巴文。在佛教的影響下，各民族用這些遍及中原和絲綢之路沿線的民族文字翻譯了卷帙浩繁的藏文、回鶻文、八思巴文、蒙古文、滿文佛教經典。這些佛經譯本或刊入大藏經傳世，或鐫刻于居庸關券洞，或外化為塑像留存于敦煌洞窟、杭州靈隱寺飛來峰等文物古跡之上。

　　同樣在這一時期，用藏文、回鶻文、西夏文記錄的佛教經典與儒家經典一起，均曾作為漢族、黨項、回鶻、蒙古各族民眾啟迪心智的教化工具，正如法洪《帝師殿碑》所言：“有河西僧高沙刺巴，建言于朝，以為‘孔子以修述文教之功，世享廟祀。而光帝師，德俟將圣師表一人，制字書以資文治之用，迪圣慮以致于變之化，其功大且遠矣。而封號未追，廟享不及，豈國家崇德報功之道哉？’大臣以聞，詔郡國建祠宇，歲時致享。”

　　從13世紀開始，伊斯蘭教從西域大規模傳入了中國，很快就在新疆取代了原來佛教的統治地位，使得那里的許多民族也相繼放棄原來的文字，轉而借用記錄伊斯蘭經典的字母記錄自己的語言。較早接受這套新字母的是當時的察合臺汗國，后來隨著一大批文學作品的廣泛傳播，這套在阿拉伯和波斯字母基礎上形成的察合臺文得到了新疆許多民族的承認，并且在近代分別發展成了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柯爾克孜文等。

　　18世紀以后，來自歐洲耶穌會的一批傳教士先后進入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地區。出于傳教的需要，他們學會了當地的語言，有些人還為當地民族設計了新型的文字，并編印成書，印刷傳播。傳教士設計文字參照的大都是拉丁字母，其中有些很快就被當地民眾所接受，并且一直使用到了20世紀末。

　　中國歷史上也有一些文字是由國外的商人和移民帶入的，如粟特文、敘利亞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朝鮮文等，這些商人和移民后來有的融入了其他族群，有的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

　　在中國北方先后出現的遼、夏、金三個王朝，都曾由政府下令推行了仿照漢字設計的全新文字——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這些民族文字的字形之所以仿漢字而創制，最根本的原因是遼、夏、金三朝均承襲了中原王朝的儒家文化和典章制度。這些文字被創制之后，統治者往往首先用它們翻譯儒家經典，并使之成為教化百姓的工具。盡管如此，契丹小字的創制還是受到了漢字之外的突厥文的啟發，據《遼史》卷64《皇子表》記載：“迭剌，字云獨昆。……性敏給。……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后謂太祖曰：‘迭剌聰敏可使。’遣迓之。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與書，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可知契丹小字是耶律迭剌受回鶻人使用的表音文字突厥文的啟發而創制的。

　　中國人歷來認為多種文字的并存是各民族和諧相處，文化共同繁榮的象征。在北京的居庸關有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建成的云臺，券洞兩側刻有用梵文、漢文、藏文、回鶻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六種文字刻成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和《如來心陀羅尼》。敦煌莫高窟也存有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刻就的梵文、漢文、藏文、回鶻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六種文字的“六字真言”石刻。其中后五種文字都是曾經在中國大地上廣泛使用過的文字。到了清代，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合璧的碑刻更是比比皆是。而我們每天使用的人民幣上，也使用了漢、蒙、藏、維、壯等多種文字。

　　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色彩斑斕的民族古文字是中國在與東西方各民族文化接觸過程中產生的，更是當今中國多元文化的象征，其文獻內容所記錄的歷史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堪為建構中華各民族之間、中國與世界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的歷史提供重要參考。(完)

　　作者簡介：

　　孫伯君，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員，民族文字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國社會科學院“領軍人才”，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團隊項目首席專家。已出版《金代女真語》《西夏文獻叢考》等專著九部(包括合著五部)，在《中國語文》《民族研究》《民族語文》等國內外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1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