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珍愛親情，有情有義

　　人總有三親六故，周恩來也同樣有自己的親眷。但是周恩來從小就厭惡那種家業興隆時，賓客如云，趨之若鶩；家道衰落時，則惟恐避之而不及的勢利小人。無論在動蕩不安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當了共和國的總理后，他都始終如一地珍愛親情，有情有義。

　　周恩來一生熱愛父母，對養育之恩看得極重，時常因為革命需要不能多盡人子之孝而自責。但他認為，一個人只有把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視為高于一切，才是一個真正有道德的大孝之人。周恩來12歲即遠離家鄉，自此與父母聚少離多。1942年7月中旬，父親周紹綱突然中風，送醫院搶救無效在重慶病逝，周恩來聞訊后，在父親的靈堂前失聲慟哭，悲痛之極竟昏倒在地，令在場者無不為之動容。在敵人面前無比剛強的周恩來，面對親人又是無限的情深，他堅持拖著剛動完手術的病體為父親守靈，沒有人能勸他休息，沒有人能勸他離開，一直守到起靈。周恩來的3位母親，生母萬氏、嗣母陳氏和乳母蔣江氏，都對他的成長有著深刻的影響，卻均逝世較早，對她們，周恩來都深懷孝敬之心和懷念之情。所以，當他為了抗戰、為了中華民族的大局奔忙而不能去為母親祭掃墳墓時，他總覺得對不起他的母親。在抗戰勝利后的重慶招待會上，他沉痛地對記者說道：“38年了，我沒有回過家，母親墓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親恩未報！”這是怎樣的赤子之心！

　　周恩來對長輩的尊敬之情，一直被親友傳為佳話。1939年3月，他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前往浙江西部視察工作，順路回老家紹興省親。有一天，他的姑父王子親先生來訪，周恩來恭恭敬敬地請王先生進入室內，并將他推至上座，自己完全以一個晚輩的身份接待，絲毫沒有“政府要員”的架子。后來，周恩來見到周氏族長周希農老先生時，立刻恭敬地向周老先生三鞠躬，然后，推老先生坐在首位，自己坐在下位，恭聽周老先生介紹紹興周氏族中的一些情況。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全國解放后，周恩來與兄弟們都手足情深。1950年8月25日，與周恩來童年一起長大的表哥萬敘生來訪，兩人從童年一直談到今天，表哥講了自己坎坷的一生，覺得自己為生計所迫受盡了煎熬，現在解放了，打算過個安閑的晚年。但周恩來勸他：“現在干工作，不是為了吃飯，是為人民服務。……勞動光榮啊！按你的年齡，還可以為人民干十五年！”“凡是有益于人民群眾的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計較職位，不計較報酬，這就叫為人民服務。”但對于表哥的實際困難，他拿出60元錢和一些衣服以示救助。萬敘生回到揚州，聽從了周恩來的勸告，通過努力工作得到了群眾的信賴，先后被選為居委會主任、人民法院陪審員、銀行協助儲蓄員、稅務所稅務員等，干出了很多為人稱道的實績。

　　周恩來、鄧穎超沒有子女，但對親屬的子女和烈士遺孤十分疼愛，視如己出，但要求極嚴。他曾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人會上發出“盛世危言”的呼吁：我們的領導干部，首先是我在內的407人應該做出一點表率來。不要造出一批少爺。……不然我們對后代不好交待。秦始皇能夠統一中國，而他溺愛秦二世，結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對于干部子女，要求高，責備嚴是應該的，這樣有好處，可以督促他們進步。周恩來的侄兒周榮慶，在我國開始實行機關干部下基層勞動鍛煉制度時，就從北京到河南當了農民。總理說：“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鼓勵榮慶學習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周榮慶很聽總理的話，在農村積極勞動，后來當了拖拉機手，還在農村成了家。周恩來稱贊說：“這很好嘛！勞動之家光榮！”

　　二、慎待親情，不循私情

　　周恩來重親情卻從不為親人謀私，重情義卻從不拿原則作交易。他十分痛恨那種“好伸手，走后門；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丑惡現象，因此，執政后，作為總理，他首先對自己情深意篤、患難與共的妻子高標準嚴要求，從不以親密無間的夫妻關系代替嚴肅的政治關系。新中國誕生后，一大批巾幗女杰走上了各種領導崗位，論才華、威望、資歷，鄧穎超在政府里任一個部長誰也不會有疑義。但周恩來卻斬釘截鐵地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職。”1955年確定工資級別時，中央批準鄧穎超為五級，但周恩來卻把她壓為六級。1974年，毛澤東批準鄧穎超任人大副委員長，但周恩來卻又把批示壓了下來。總理的想法和做法，得到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鄧大姐知道總理這樣考慮問題是對黨的事業負責，是在慎重地對待人民賦予他手中神圣的權力。

　　周恩來歷來十分注意不受親屬的一些錯誤思想所左右，他曾說，“對親屬，到底是你影響他還是他影響你？一個領導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你不能影響他，他倒可能影響你。”因此，他給自己的親屬私定十條家規：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到北京看望；來者一律住機關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隊就餐；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不準請客送禮；不許動用公家汽車；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來辦；生活要艱苦樸素；不許說出與周恩來的親屬關系來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早在新中國誕生前，周恩來的兄嫂曾想讓他給找個職位。他在回信中的答復是：“人生賴奮斗而存。”新中國成立后，他身為國家總理，但對親屬從嚴要求，絕不允許仰仗他的權力和地位，有任何特殊。他的親屬們到越邊遠、越艱苦、越基層的地方，越符合他的要求。周恩來的一個侄兒，在北京鋼鐵學院畢業后，留校當了教師。女方在淮安縣工作，組織上為了照顧夫婦關系，把女方調到北京來。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后，親自做兩人的工作，說明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大量壓縮城市人口，他們也要帶頭執行。并對他們說：任何時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學校里學的東西也可以帶到家鄉去發揮作用嘛。這樣，兩人愉快地回到了淮安工作，直到周恩來逝世時，他們還在淮安中學當老師。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從內蒙插隊的地方入伍了，總理聽說后懷疑孩子參軍是不是走的后門，就派喬金旺和趙煒同志去了解情況。他們問北京軍區機關的招兵部門，都說沒有首長打過招呼。又去新兵團找到秉建，秉建說：“并沒有人打什么招呼，是我自己報名，經過體檢、政審等正常手續參軍的。”喬和趙說：“你伯伯的意思還是讓你回到插隊的地方去落戶，怎么辦？”秉建說：“伯伯要我回去，我就回去。”喬和趙又問：“你已穿上軍裝來到北京了，再回去想得通嗎？”秉建說：“那我得聽伯伯的話。”喬和趙回去向總理匯報，總理堅持讓侄女回原來插隊的地方去。喬金旺同志后來回憶說：總理之所以這樣做，一是希望秉建在那里扎根，熱愛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真正為他們做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做做樣子，拿那里當跳板；二是為抵制當時很多高干子女為逃避上山下鄉，走后門參軍的不正之風。總理一貫主張干部子女應同工農子弟一樣，不能搞任何特殊化。

　　三、超越親情，大愛無邊

　　周恩來的親情沖破了狹隘的世俗范疇，融入了廣闊無垠的愛的海洋。他的愛超凡、無私、博大，他把愛無遺地播灑給了他熱愛的黨、祖國、人民、同志、親人等，而唯獨沒有他自己。在條件特別艱苦的戰爭年代，當繳獲一點敵人的食品等時，部屬給他送來了，他首先想到毛澤東、朱德等領導同志有沒有，機關同志有沒有，如果沒有，他是決不會自己單獨享用的。在危險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別人，舍己為人。有一次周恩來乘飛機飛越秦嶺時，由于遇到了強大的冷氣團，機翼嚴重結冰，壓得飛機直往下降，密集的冰雹猛擊機身，打得叮當響。為了減少飛機重量，大家把機梯、小桶、行李等物件都扔了下去，但飛機仍然下沉。情況已經萬分緊急，機組人員通知大家背降落傘，準備必要時跳傘。這時，周恩來發現同機去的葉挺將軍女兒小揚眉哭了，趕緊走到她跟前，發現她沒有傘包，立即把自己的傘包給揚眉背上。然后，把她抱在懷里并安慰她要像她父親一樣堅強。后來，飛機折回西安安全著陸。在這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他把自己的應急傘包給了孩子，這是多么偉大的精神！

　　周恩來一生視人民如天，視自己是人民的兒子，對人民的感情熱烈而深沉，他不能容忍一點點的坑民害民之事，人民的任何一點疾苦都引起他的重視。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得知革命老區人民糧食嚴重不足時，掉下了眼淚，自此，他規定自己不吃任何葷菜。此外，他還同服務員一起商量節糧的辦法，與社員共同研究食堂問題，深入工廠、農村、學校、機關、部隊體察民情，及時解決人民的痛苦。他為人民忘我地工作，幾乎每天都在12小時以上，一生如此。就是在1972年，他身患癌癥，又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處境維艱之中，但為了減少黨和國家事業的損失，他也不顧病情嚴重，仍然堅守自己的崗位，承擔著超負荷的工作量，保護了大批的老干部、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苦心維護著國家生活的正常運轉。就是在上手術臺之前，打過麻藥之后，他還堅持辦公，用顫抖的手寫了批示和簽名之后，才讓做手術。從1975年3月—9月間，他與各方面人士談話、談工作102次，會見外賓34次。當時他已經是一位76歲高齡的老人，且患了晚期癌癥，還這樣拼命地堅持工作，這種“忘我”、“無我”的精神，在世界歷史上實屬罕見。1975年12月中旬，周恩來已經不能進食了，完全靠輸液維持生命。劇烈的疼痛常常使他昏迷不醒。就是這樣，他還關心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關心著人民群眾的疾苦、冷暖。他躺在床上，發著燒，體溫高達38.7度，一邊吊著輸液瓶子，一邊同羅青長談工作。其間，他兩次被病折磨得說不出話來，最后，只得休息一會再談。他為人民耗盡了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熱，為革命奮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周恩來一生無有積蓄，他的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做到了“取之有道，用之有方”。從1955年國家實行工資制以來到1976年1月他逝世，總理每月工資404.8元，鄧穎超是343.7元，他倆的開銷除支付生活費以外，其他主要用于五個方面：一是資助親屬；二是補助生活困難的包括身邊工作人員；三是撫養烈士后代；四是開會人員和客人的餐費；五是上交的黨費。據初步統計，周恩來、鄧穎超用于補助工作人員的錢有10218.6元，資助親屬的錢有36645.5元，拿出節余的錢先后三次交黨費共14000元，僅上述三項支出高達60864.1元，相當于12年零5個月的工資。在“金錢觀”上，周恩來為共產黨人樹立了光輝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