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蔣介石的“關懷”反唇相譏

　　時間進入50年代，經過鎮壓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新中國政權已經完全得到了鞏固。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就《紅樓夢》研究致函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有關人員，號召開展“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一時之間，批判會不計其數，批判文章如雪片飛舞，使胡適在大陸的威信掃地，一大批專家學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那時，大陸還派人向旅居美國的胡適說：“我們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們反對的不過是胡適的思想。”胡適笑了：“沒有胡適的思想就沒有胡適！”

　　胡適的次子胡思杜沒有隨胡適到美國而留在大陸。北平和平解放后，他進華北人民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學習結束分到唐山鐵道學院任教。在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中，他也寫了批判文章在《中國青年》上發表，香港《大公報》、臺灣的《中央日報》、美國的《紐約時報》等都轉載了他的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說：“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么進步性的。”但胡思杜并沒有因為批判了父親，和父親劃清階級界限而幸免于難，1957年他成為右派分子中的一員。

　　胡適回臺灣時，蔣介石為了籠絡胡適，專門約見了胡適，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報》，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適的文章。蔣介石對此事表示“關懷”。孰料胡適卻不領情，反認為這是蔣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兒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譏，巧妙地兜出蔣經國的老底：“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總統令郎迷途知返！”胡適這是暗指1927年蔣經國在莫斯科寫文章大罵其父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兇”，“是我的敵人”，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轍嗎？蔣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報以苦笑，不歡而散。

　　就在大陸批判胡適思想的時候，臺灣“國防部總政治部”在“特字99號”《特種批示》中稱胡適“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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