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當下的文學不可避免地正趨于邊緣，然而，文學在中國曾經代表了這個世界最神圣的一切，繆斯的光與影曾讓千百萬國人為之目眩神迷。

　　當下的文學不可避免地正趨于邊緣，然而，文學在中國曾經代表了這個世界最神圣的一切，繆斯的光與影曾讓千百萬國人為之目眩神迷。

　　梳理中國文學的三十年，不能不提到《收獲》。

　　1979年1月，《收獲》第二次復刊——30年的《收獲》見證了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全部歷程，見證了30年新時期文學的興衰成敗以及中國當代文學面貌上的脫胎換骨：復刊之初的《收獲》便將版面留給了直面現實的個人勇氣、對現實的批判和反思、對人性覺醒的探索以及在理想和現實間選擇的兩難，從《上海的早晨》起步，《大墻下的紅玉蘭》《犯人李銅鐘的故事》《蹉跎歲月》《人到中年》《人生》、《美食家》以及1980代中期的“先鋒文學專號”，小說的敘事和語言探索對文壇形成強烈的沖擊……

　　所有的一切，無不是一個個突破。

　　上承近代的“新民”、五四“狂人”，從英雄到神再到凡人，到人性的真正覺醒，到“尋根派”對于現代性困惑及在文化語境中的身份定位，再到在文字迷宮中人的身份的消泯、迷失、標簽化的寫作……寫作作為人類心靈的記錄和人類自我認識的一條途徑，既記錄著三十年中國人的心路歷程，又以一種姿態參與了“人”的塑造與身份的突破。

　　[30年寫作]一切從《上海的早晨》開始

　　核心提示：　嚴格意義上說，新時期文學不是從“文革”結束的1976年而是從1978年算起，“因為文學的'復蘇'是以這一年8月開始的'傷痕文學'為標志。”

　　嚴格意義上說，新時期文學不是從“文革”結束的1976年而是從1978年算起，“因為文學的‘復蘇’是以這一年8月開始的‘傷痕文學’為標志。”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志著抗戰以來形成的“戰爭文化規范”被否定。但幾十年的極“左”思想和階級斗爭思維模式，并沒有一夜消失，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大墻文學等等，每一次新的創作和理論探索都會引起強烈的反響和爭論，甚至不乏重拾“批斗”的聲音。但和改革開放政策不可阻擋一樣，作家們的文學探索和對社會、歷史的反思、批判，在讀者擁護聲中，翻開新的篇章，這也使1980年代初的文學生機勃勃，“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又漸漸恢復活力。

　　1979年復刊后第一期《收獲》發表的重量級作品是周而復《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也許預示著命運多舛的中國即將走出這政治運動的黑夜，又迎來了新的早晨。175萬字的《上海的早晨》是作家周而復親身經歷了新中國對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后，用17年時間精心創作而成。選擇《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作為《收獲》復刊號重量級作品，也許是續上1957年《收獲》創刊那年的血脈，《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即是在那一年的《收獲》雜志上刊登。不過，正如《收獲》之后20年間走在“停復刊”之間，三部曲的《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從1957年在《收獲》發表，1958年出版之后，因為歷次政治風波，直到1979年，小說才最終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其中歷經了20余年時間。《上海的早晨》的經歷，只是中國文學和作家的一個縮影。

　　從維熙“大墻文學”不脛而走

　　從維熙在“文革”后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大墻下的紅玉蘭》在《收獲》復刊后第二期刊發，“大墻文學”不脛而走。小說約6萬字，描繪共產黨員在共產黨監獄里與“四人幫”分子進行斗爭的故事，作品的點睛之筆在于作者說出了一句沒有人敢說的話：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而當時“兩個凡是”還盤踞著中國政治思想界。那時雜志復刊不久，刊登《大墻下的紅玉蘭》的這期雜志從開印時萬冊飆升到后來的幾十萬冊。“寫《大墻下的紅玉蘭》時，正是我結束了20年囚徒生活、回到京城的時刻———我于1979年1月6日乘夜車離開山西。”從維熙對早報記者說。

　　小說《大墻下的紅玉蘭》在《收獲》問世后，引發出各種麻煩，刊物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有人寫信指責編輯部，給“反黨小說”開綠燈。“讓我最為驚愕的是，當年夏天，我接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1000多封來信。信件中的絕大多數，贊譽作品對生活的赤誠和作者的勇氣；但也有少數信件，是指責我‘意在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有一位知名文學雜志編輯還給《收獲》寫信，稱我是跟蘇聯解凍文學時的愛倫堡一樣，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從維熙說。從維熙向早報記者回憶起30年前的這部曾產生重要影響力的作品時還說，他手上的一份材料還記錄著當年他所服役的勞改單位，專門為他這部“大墻文學”小說所開的批判會議。

　　“我曾對好友劉紹棠說過：我已做好重回勞改隊的精神準備。”從維熙回憶說。當時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已在中國大地上涌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已確立，但幾十年極“左”思想還不愿在歷史巨變中退位。歷經“文革”后的新時期文學，雖再不是“八億人民一浩然”，“但是要沖出過去的陰影，真是難而又難的事情。”不過在從維熙看來，寫出《大墻下的紅玉蘭》是歷史必然，“即使我沒有寫，受難的知識分子也會寫出這樣的小說，而當時有些政法機構，要封殺《大墻下的紅玉蘭》也是歷史的必然。”但從維熙也向早報記者承認，如果沒有3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之后雷厲風行的貫徹，“不要說我的文學命運，我真有可能再進大墻。”

　　張抗抗喚醒熱愛生活的權利

　　復刊后第一期《收獲》還收入了劉心武的《等待權利》。巧合的是，復刊后第二期《收獲》上，還刊發了另外一篇“權利”小說———女作家張抗抗的《愛的權利》。長期極“左”路線折磨著人的精神和肉體，包括對人們對美好愛情權利的剝奪。1969年，張抗抗從南方杭州插隊到黑龍江的農場，8年的農場生活異常艱苦，“但最艱難的不是物資生活條件，而是那種令人窒息的環境，自己對于文學事業的熱愛得不到理解的環境。我從謠言和中傷中走過來，傷害我的人有的是因為忌妒，有的卻是當時那個年代的必然。我由此深深憎惡扼殺一個人純真的愿望和感情的那種世態，《愛的權利》就是從我自己這種感受出發寫成的。”張抗抗回憶說，“這十幾年來，許多人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忍痛拋棄了它們(愛)。人們常常不能去愛自己所愛的人，不能去愛自己所愛的事業，愛情與社會的沖突、與環境的沖突，依然頑固地存在著。甚至因為愛人民、愛祖國，所做的一切事都會被羅織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最普遍的、最可悲的是，愛情竟成了可以用物交換的廉價的東西。粉碎‘四人幫’以后，人們并沒有立即恢復他們對生活的熱情，憤怒和眼淚依然存在，陰影并未在人間消失。這到底是為什么？頻繁的政治運動，人們幾乎忘記了自己熱愛生活、憧憬未來的權利。在塑造舒貝時，我想要喚醒新時代的愛。如果沒有比常人強烈得多的愛憎和鮮明得多的認識，你的作品能給予別人一些什么呢？”

　　遠在黑龍江的張抗抗在1979年初將手稿最初給了《上海文學》，“當時《上海文學》主編是茹志鵑，不過她建議我把小說給《收獲》，也確實在《收獲》上發表之后引起了更大的反響。”回憶與《收獲》30年的友誼，張抗抗說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代編輯孔柔“用密密麻麻的小楷毛筆寫的一封封修改意見信。”

　　諶容“浩然式”作家成功轉身

　　成名于“文革”期間的女作家諶容一度被認為是“浩然式”的作家，她那部發表于1975年的《萬年青》同浩然的《艷陽天》一樣成為當年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小說還被“四人幫”當作階級斗爭的工具。“不過，《萬年青》描寫了一批中間人士，所以小說一度不能被出版。”“文革”結束，下放北京郊區的諶容回到城里，在中學教授俄語。不同于一大批“文革”中紅得發紫的作家在新時期銷聲匿跡，諶容并沒有放棄寫作，“因為我在‘文革’中問心無愧，我在1978年寫了《永遠是春天》。”《永遠是春天》描寫了飽受磨難、意志堅強的老干部韓臘梅，標志著作家擺脫極“左”路線，重新回到文壇，尋找到一條屬于自己的文學道路。

　　但真正給諶容巨大成功的是《人到中年》，小說發表于1980年第一期《收獲》，小說在當時產生了強烈社會影響。那一期的《收獲》更成為當時最緊俏的閱讀物，“后來劉心武開玩笑對我說，《收獲》一期的價格是1元，‘人到中年’這個小說名每個字的價格是2角5分。” 諶容對早報記者說。

　　《人到中年》主要通過描寫眼科大夫陸文婷的性格和命運，來反映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又迫切需要解決的中年知識分子問題。一方面，中年知識分子是社會工作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他們又超負荷地工作。對于小說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諶容對早報記者說：“這是因為，《人到中年》可能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第一部以知識分子為主角的小說。我最早寫的小說都是農村題材，一方面是因為抗戰期間我隨國民黨法官的父親避難于四川農村，后來又下放農村多年，我對農村是很熟悉的，也有感情。后來寫了《人到中年》等一系列知識分子題材小說，這也跟我成長在知識分子家庭有關。”

　　寫《人到中年》時，由于各種原因，諶容“失業”在家，“寫《永遠是春天》和《人到中年》時，我都沒有工作，借了很多錢，《永遠是春天》發表，收到雜志社寄來的稿費后才開始還債。可以說，我是那個時候真正的‘專業作家’。” 小說發表后，隨著同名改編電影的上映，在社會上產生了更大影響力。“電影在1982年就拍好了，但電影要到一年后才能上映。” 諶容說，“審這部電影時，我陪著中央領導胡喬木一起審，他建議我修改下結尾部分，但我拒絕了。”

　　馮驥才 從良知、內心出發寫小說

　　那一年的《收獲》第二期還發表了馮驥才的中篇小說《鋪花的歧路》，作為劉心武的追隨者，馮驥才的這部中篇小說是“傷痕文學”中的優秀代表作品之一。“《鋪花的歧路》是我在1978年夏天，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棟小樓里面寫的，當時像我這樣的不少文學青年都在那棟樓里寫作，大家交點錢就管吃管住，比如葉辛也在那里待過。” 馮驥才對早報記者說。自劉心武的《班主任》發表之后，激勵了包括馮驥才在內的一大批年輕作家，他們感覺到一個解凍破冰時代的來臨，“當時的社會氛圍是必須突破思想禁錮，必須有一批人走在時代前列，我們每個人都覺得有一種責任感在身上，那種責任感是從個人良知、內心發散出來的。看到劉心武的《班主任》，我深受激勵，決定寫像這樣的一種小說。”

　　《鋪花的歧路》原來的名字叫《創傷》，寫好后就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這部小說在出版社內部引起巨大的爭議，茅盾當時對這部小說當場肯定，他支持這部小說，但也提了一點意見。但就算如此，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是沒有下決心是否出版。”

　　正在這個時候，《收獲》編輯李小林打電話過來了，“當時我還不知道她是巴老的女兒。然后我就把小說書稿寄到了上海，她還把小說給巴金看了，他也支持這個小說。然后在那一年，《收獲》連續發表了我兩部中篇小說《鋪花的歧路》和《啊》。”

　　不過，馮驥才說，就對他個人而言，《收獲》在復刊年(1979年)上發表的兩部作品中，《啊》的分量更重，“它揭露了‘文革’的殘酷，文學性也更強。馮牧看了以后對我說，他一晚就看完了，看得渾身發冷。不過，他后來在會議上還是委婉地說：要是有個正面人物就好了。”

　　葉辛 《蹉跎歲月》與知青文學的高潮

　　那一年在《收獲》上最風光的“年輕”作家無疑是身在貴州鄉下的上海人葉辛，他的知青文學發軔長篇《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在那年第五、六期全文刊載。小說帶來的新鮮之處在于以愛情為主線，著意描繪幾種類型知識青年的性格、理想和命運，刻畫他們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一反當時比較流行的“控訴”文體，但其中對農村的浪漫主義描寫后來也被人所懷疑。談起這部小說在《收獲》上的發表，葉辛對早報記者回憶道，“1979年初我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他們總編輯韋君宜談稿子，她當時正在看剛剛復刊的《收獲》，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收獲》復刊了。而我在1978年底剛剛完成了長篇小說《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不久，葉辛從北京回到貴州鄉下，然后把稿子寄給熟識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那位編輯一直看好我的作品，就把這部手稿又推薦到了《收獲》編輯蕭岱那里。”

　　《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在當時引起巨大反響，不過葉辛更重磅的小說《蹉跎歲月》很快在《收獲》上發表了。“小說原來的名字不是這個，編輯說，小說要到年底再發所以好好再想想。正好，那年還要去北京參加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有一天早上我在散步突然想起了一首詩——莫見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我覺得‘蹉跎’這個詞跟這部小說特別貼切，然后我就打電話到上海告訴他們小說名字我取為《蹉跎歲月》，我在電話中聽到編輯們馬上就拍板了這個名字。”

　　讓葉辛始料未及的是，《蹉跎歲月》在《收獲》刊發期間，創下了雜志發行量之最，“刊登《蹉跎歲月》上半部分時，《收獲》印了50多萬份，1980年第六期刊登下半部分時，《收獲》發行了110萬份，這是《收獲》發行最高峰。”《蹉跎歲月》掀起了知青文學的一個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