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寫作]一邊是苦旅 一邊是頑主

　　核心提示：余秋雨和《收獲》的副主編李小林是大學同班同學，1987年李小林收到余秋雨寄來的兩篇散文，當時身為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余秋雨正在西北作考察，在信中余秋雨說他走的是文化苦旅。

　　《收獲》在1980年代末的一個亮點是專欄的推出，這其中不能不說到余秋雨。

　　余秋雨和《收獲》的副主編李小林是大學同班同學，1987年李小林收到余秋雨寄來的兩篇散文，當時身為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余秋雨正在西北作考察，在信中余秋雨說他走的是文化苦旅。

　　1988年第1期，《收獲》開散文專欄《文化苦旅》，發(fā)表的第一篇是《陽關(guān)雪》。余秋雨后來回憶道：“我就這樣邊想邊走，走得又黑又瘦，讓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洗去了最后一點少年英氣，疲憊地伏在邊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聽郵筒的所在，把剛剛寫下的那點東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國外也是如此，這便成了《收獲》上的那個專欄……”

　　《收獲》副主編程永新回憶說：“當時，余秋雨還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各種社會活動比較多。面對李小林的‘催逼’，余秋雨是苦不堪言。但是，由于他們是老同學，余秋雨也不好發(fā)脾氣。到后來，我們覺得他越寫越好了，用行話說，他寫開了。一開始的時候，他寫得比較緊，不灑脫，不放松。到后來則達到了一種比較松弛的狀態(tài)。這么兩三年寫下來以后，讀者反映也越來越好。”在與《收獲》長達七年的合作中，余秋雨相繼開設(shè)了《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天話語》、《舊城迷藏》等專欄，但《文化苦旅》對于《收獲》和余秋雨都有著開拓性的意義。《文化苦旅》結(jié)集出版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是文學暢銷書。

　　“文化苦旅”成為余秋雨代名詞，他也因此成為大眾和媒體追逐的對象，然后是數(shù)不盡的爭議。

　　對于王朔在《收獲》的亮相，程永新回憶說：“1980年代的時候，我們當編輯的，經(jīng)常會自覺地翻閱其他雜志，當時隨便翻到《當代》上的一篇小說《空中小姐》，我覺得很好看，作者很會講故事。要說這個小說有多么的深刻，多么的了不起也不是，但非常吸引人看下去。我覺得當時中國具備這種敘事魅力的作家其實不多。所以我就通過《當代》給他寫信，向他約稿。我覺得敘述魅力是一種天賦，雖然通過培訓也能將這種技能發(fā)揮出來，但更多的是小說家應該具備的天賦。我現(xiàn)在記不清他是否當時就給我回信，我現(xiàn)在正在編一本書，其中有作家的書信來往，我看了一下，王朔當時跟我的信件來往還是很多的。《頑主》則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后寄給我的，我記得，我們是探討過這個小說的，個別的地方請他稍微修改了一下。我的印象中，他跟我們的合作沒有大的問題，只有個別的細微變動，比如某些句子的調(diào)整。只是當初的題目叫《五花肉》，俗是一個方面，我覺得它跟小說不貼。所以請他再想想。……我們希望他再起一個名字。后來他起了三個名字，我們選中了《頑主》。小說描寫的幾個人物十分詼諧，幽默，我們覺得這個名字和他們的語言方式很合適。一個好的名字可以勾起人閱讀的欲望。

　　鏈接

　　王朔談《收獲》

　　我倒是覺得《收獲》在當時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勁勁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獲》它不會來信說讓你加上個光明的尾巴。從《頑主》開始，就沒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沒人這么說了。其實在這之前，寫《一半火焰……》的時候，我給了《十月》，《十月》這樣的刊物都跟我講，你的這個故事就這么完了？你這個人物得學好呀！到了《收獲》時，我才開始感到一種寫作的自由的快樂。嗨，可以沒人管了！想怎么寫就怎么寫了，而且這東西出來了以后，甚至還有些人叫好。當然，《頑主》發(fā)出后，我聽到的第一反響是認為不好，是那幫看言情的讀者，一看這不是寫一幫流氓嗎？怎么能這么寫？你王朔的小說不好看了，我們從此不看你的東西啦。后來又有一幫男讀者說啦，唉，還是這個有意思。

　　(在《收獲》發(fā)表之后)那個時候，我覺得，自信呀，自我意識呀和自由度也是相關(guān)的，你的自由度越大，你當然就可以更自我一點兒，到后來慢慢就放開了……其實這種是特別具體的。那時我才不到三十歲，二十多歲，還是有一種很單純的東西。

　　[30年寫作]現(xiàn)代性困惑與身份認同

　　核心提示：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1980年代初，在“知青”與“傷痕文學”之后，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是“尋根文學”的崛起，這一群體的代表作品最初出現(xiàn)時雖然在《收獲》的視野之外——但有意思的是，這一群體的部分重要作家卻與《收獲》編輯相關(guān)

　　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1980年代初，在“知青”與“傷痕文學”之后，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是“尋根文學”的崛起，這一群體的代表作品最初出現(xiàn)時雖然在《收獲》的視野之外——但有意思的是，這一群體的部分重要作家卻與《收獲》編輯相關(guān)，阿城的《棋王》即是由現(xiàn)任《收獲》副主編肖元敏編輯的(時任《上海文字》編輯)。《收獲》同時也編發(fā)了后來被視為“城市文化尋根”的代表作家陸文夫的《美食家》、鄧友梅的《煙壺》。

　　1982年以后，隨著汪曾祺故里回憶小說、阿城的《棋王》、張承志的《北方的河》、王安憶的《小鮑莊》等作品的發(fā)表和引起轟動，許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尋根”的寫作之中,并成為這一文學潮流的主體。1985年韓少功率先在一篇綱領(lǐng)性的論文《文學的“根”》中聲明：“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tǒng)的文化土壤中”。

　　雖然打出了“文化尋根”的旗號，但對于什么是“文化”，作家們看法并不一致。大多數(shù)作家選取了自己最為熟悉的某個地域作為切入文化層面的基點，這其中有城市市井的，也有鄉(xiāng)村的，鄧友梅和陸文夫各自扎根于北京胡同與蘇州小巷，而引人注目的則是韓少功的《爸爸爸》、《歸去來》、《女女女》等小說都帶有這方面的探索意義。王安憶的《小鮑莊》則是在社會背景及具體時空虛化的前提下，以凝重、寫實的筆觸，突現(xiàn)出封閉狀態(tài)中農(nóng)民自在的生存方式，古樸的仁義道德作為小鮑莊村人的精神依托。

　　汪曾祺本人深受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熏陶，他“有意識地吸收民族傳統(tǒng)”，認為“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致”，作品要有“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他喜愛老莊的隨遇而安，又善于將人生的各種況味糅入濃郁的風俗畫，而在這風俗畫中寄托著一種美好人性與人情的理想。他寫《受戒》，寫自己“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在那個水鄉(xiāng)，人們出家當和尚，幾乎沒有清規(guī)約束，和尚可以殺豬吃肉，娶妻生子，小和尚明海與小英子的情愛正是在這種自然、率性的環(huán)境中如水一般平常地出現(xiàn)和流淌。

　　另一個不能不提的小說是阿城的《棋王》，阿城寫王一生的“吃”，有種返璞歸真的意味。曾任《北京文學》副主編的李陀后來回憶說：“‘阿城的《棋王》編輯肖元敏現(xiàn)在是《收獲》的副主編——當時汪曾祺和何立偉的小說使我進一步考慮我們的本土資源，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里到底有什么資源可以用到我們小說里頭。這時，發(fā)生一件事。1983 年冬天，幾個朋友在我們家吃涮羊肉，那時和阿城已經(jīng)很熟了，我是電影美學小組的，我和他爸爸特別熟。他爸爸、媽媽特別關(guān)照說，我們這兒子特別喜歡寫東西，后來就和他熟了。開頭他給了我?guī)灼�他寫的東西看，我覺得寫得特別好，不是《遍地風流》，但已經(jīng)是《遍地風流》那種寫法了。1983年冬天在我們家吃羊肉，是暖忻張羅的，有陳建功、鄭萬隆、何志云，當時阿城講故事已經(jīng)很有名了。大家說，給講故事吧。阿城不理我們，悶頭吃涮羊肉，他的吃相特別狼狽，說吃完再說。吃完了，他把煙斗點燃了，講《棋王》的故事。剛講完，我就說這是很好的小說，而且是個中篇小說。建功和萬隆也說這肯定是個好小說，你寫吧。他戴眼鏡，當時燈也沒那么亮，眼鏡閃著光，用特別懷疑的眼睛看著我說，這能弄成一篇小說嗎？我們說保證成，都鼓勵他寫。我走之前就和他們說，阿城你小說寫完一定要讓我看，那時候我就像大哥似的，我比他們大幾歲。后來我給他們打電話，具體記不清了。問建功和萬隆，說已經(jīng)給《上海文學》了……后來沒想到小說一下子會這么紅。”

　　有趣的是，王安憶的《小鮑莊》無疑是屬于“尋根”的，但當時并沒有給《收獲》，她此前回憶說：“比如《小鮑莊》，當時《中國作家》創(chuàng)刊，馮牧說，安憶你得給我一個作品，那我就給他這一篇了。我寫東西像還債一樣，有時候拖欠的約稿太多，就會有先來后到的考慮，所以，《荒山之戀》給了《十月》；《小城之戀》給了《上海文學》；《錦繡谷之戀》給了《鐘山》。 我的好作品沒在《收獲》上發(fā)表，原因肯定是《收獲》剛剛發(fā)過我的什么作品，要不就是在那前后我已經(jīng)給了它別的作品。而且1980年代好刊物很多，像《文匯月刊》、《作家》、《北京文學》……不像今天這么亂，作家也不會總盯著哪一家。 ”

　　講述

　　張賢亮

　　發(fā)表于1985年《收獲》上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我在1984年創(chuàng)作的，那個時候我已經(jīng)是一名職業(yè)作家，獲得了三次全國小說獎。我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個年代，一方面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鼎盛時期，另外一方面文學和思想領(lǐng)域還是有很多禁區(qū)需要突破。20多年的極“左”路線不僅是對人心理的破壞，也是摧殘了中國人的生理。后來很多人都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國當代性文學的開端，甚至開玩笑地說我是中國當代文學性描寫的鼻祖。正因為我試圖沖破“性”這個文學禁區(qū)，整個1980年代對這部小說有不小的非議和爭論，據(jù)統(tǒng)計對《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評論文章加起來竟然有200多萬字，是小說體量的10多倍。

　　關(guān)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我寫完這個小說之后就到美國愛荷華州參加聶華苓創(chuàng)辦的國際寫作班去了，小說發(fā)表的時候我正在美國。發(fā)表之后，國內(nèi)正好興起了一股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運動，我的這個小說被當作批判對象之一。我在美國一點都不知道，但美聯(lián)社卻發(fā)表了一篇文章，以我的小說受到批判為例來說中國又將進入政治運動，我由此才知道自己和自己作品在國內(nèi)的處境。在我結(jié)束寫作計劃的時候，聶華苓專門給我開了一個告別宴，我當著與會近百位中外作家和記者表態(tài)，表示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文化開放有信心。

　　陸天明

　　1982年在《收獲》上發(fā)表的《白楊深處》對我個人意義非常狀態(tài)，在“文革”期間我就已經(jīng)開始寫作，但是很多在“文革”中頗為知名的“文革”作家到了新時期都找不到寫作方向，退出了文壇。我很可能也會走上這樣一條道路，但是因為《白楊深處》這部在新時期發(fā)表的第一篇小說，給了我莫大的鼓舞，開啟我個人寫作的新篇章。除了這部小說，當年在《十月》發(fā)表了我另外一部作品，這一年對我而言是脫胎換骨的一年。《白楊深處》我前后重寫了6稿，小說雖然只有10萬字，成稿文字達60多萬字。關(guān)于《白楊深處》發(fā)表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小說手稿寄到《收獲》雜志后，李小林找我到她家去改稿子，后來我是在她家一樓改了這個稿子，當時李小林父親巴金就在樓上，但我沒有去打攪，這也有點遺憾。我想，我是唯一一位到巴老家改稿子的《收獲》作者吧！

　　王安憶

　　1980年第4期的《收獲》上，我發(fā)表了《廣闊天地的一角》這部短篇小說，之后的第6期又發(fā)表了《新來的教練》，之后又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收獲》上發(fā)表。1980年，我在中國作協(xié)文學講習所，一半的時間學習，一半時間寫作，那個階段集中寫了一批作品，其中就包括《廣闊天地的一角》和《新來的教練》等，這些短篇小說后來就收在了《雨，沙沙沙》這部小說集中。發(fā)表《廣闊天地的一角》時候的《收獲》編輯是郭卓，也是我母親的老戰(zhàn)友，我母親最初為了避嫌建議我，不要在上海的雜志發(fā)，但最后她覺得確實好，忍不住還是給了郭卓。這對我的鼓勵是非常大的。在1980年代初，我在《收獲》上集中發(fā)了一批短篇小說，1986年后開始發(fā)中篇，后來覺得自己滿意的作品就一定首選在《收獲》上發(f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