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月最末一天，北方大部分地區的霧漸散，天開晴了。從早晨到天黑，人們各忙各的，微寒里一點清新一點塵埃。而我自己起床后照舊一件事接著一件事。電話很多，媽媽的，大姐的；媒體還沒完沒了，出乎我的意料。女友阿鴿從成都來，約我去美術館見一面，而我需要去驗汽車尾氣，因為是最后一天期限……

　　然而我還是覺得生活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就在昨天——2009年11月29日，大家送別憲益舅舅之后。

　　29日前的那一周，即便老人躺在煤炭總醫院冰冷的太平間里，我也會覺得他和我們還在一起，在這座他一向喜歡的、新舊面貌已大不同的都市里。他還依稀記得上世紀50年代初他剛調到北京，印象 “很清潔”，和平解放保留了完整的城郭。

　　23日到29日的一周里，我們大家睜眼時，舅舅閉著眼，我們睡了，做夢了，他也在“睡”。雖然他的夢我們無法知道，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安慰”！

　　可昨天，隨著一束束鮮花和滿地的花瓣在火焰中消失，一切全改變了……

　　從此我再不能像從前那樣，可以在任何時候撥個電話，只要打聲招呼：“舅舅，我今天去看你！”或是問他帶幾位慕名而來的朋友去拜訪可不可以，然后我就可以立刻奔到小金絲胡同6號去叩那扇灰褐色斑駁的木門。舅舅也總是坐在客廳單只沙發上靜靜地候著，偏著頭，用他那雙黑黑細長的眼睛迎接我們：

　　“對不起，我不能站起來。”他做著欠身姿態抱歉地說。

　　從此也不再會有為舅舅過生日的大聚會了。以前的每一年，一到冬天，不管會漏掉誰，每次總歸有很多人。好幾年舅舅是和姨夫的生日湊在年底一起過。那天，我們幾家做晚輩的，會散坐在老人家們身邊，聽他們談天說地，講那過去的故事。也常常是敏如姨媽主講，舅舅笑瞇瞇聽著，我媽不時插一兩句話。但舅舅和姨媽對對子時，那簡直是一堂古典文學課！

　　舅舅不如兩個妹妹記性好，尤其是我姨媽，寫清上百年的家譜，全仰仗她了。作為深受“五四”運動影響的三兄妹，依然共同堅持一個人要獨立自強，無論男的還是女的，都要有所作為。難怪他們都不喜歡《紅樓夢》，盡管舅舅的名氣在老百姓當中主要來自這部中國古典名著，一聽說翻譯過《紅樓夢》就了不得。他不會因為它有名就喜歡。但他說不喜歡并不等于不好，曹雪芹還是寫得很好的。

　　舅舅姨媽和我媽媽他們仨在一起樂融融的畫面再不會出現了！楊家到了他們這一代，本來只有他們仨還健在，如今他們仨只剩下兩位老太太！

　　2008年12月27日，那是舅舅最后的生日聚會，這一天，他九十五歲。

　　我們大家族的擎天柱就這樣坍塌了!

　　從此，在這座城市里，不再有舅舅楊憲益的身影了。盡管可能媒體會繼續宣傳報道下去，一年，兩年，十年八年，甚至一百年，但他本人不會看到了。本來他就不在乎看到這些。

　　慈愛的舅舅

　　不能用三言兩語說清舅舅對我一生的影響，更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寫盡我心中的舅舅。也許是一本書。那也難以表達一個長輩對一個孩子靈魂的蕩滌。

　　先從兒時的記憶片斷開始寫點吧。

　　聽我媽說抗戰在重慶跑警報時，舅舅是牽著我姐姐的。大姐叫小苡，當時她只有三四歲，是外婆第一疼愛的外孫女。當時我媽正懷著我，她總是愿意跟著哥哥，擠在凄厲的警聲下慌亂奔跑的人群里往城外的曠地疾走。那是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情景！

　　從我記事起，從沒見過舅舅和我們小孩厲聲過。上世紀40年代末，物價飛漲，貨幣貶值，靠當助教的爸爸養活一家人。我們許多食品日用品都是舅舅支援的。舅舅對妹妹和我們幾個小孩從來呵護備至。

　　我們常到南京舅舅家里玩，那里有一幢房和草坪。表哥楊燁蔫兒皮，我和表妹楊熒喜歡共撐一把傘，這些童趣還歷歷在目。幼年的我不會注意舅舅舅母和我爸媽談話的內容，我不會懂得他們正面臨著命運的抉擇。媽說舅舅明確地說過，靜如(我媽的娘家名)跟著我，帶上小采(我的小名)，我能養活她們。后來才了解，舅舅早就幫助地下黨做迎接新中國的工作。去臺灣的機票已由南京政府送來，但他留下來的心意已定。這也是我外婆的心愿。

　　1953年，高教部要派我的雙親去東德教書，沒有帶孩子一起走的政策，三個孩子怎么辦？媽和舅舅商量。舅舅又說小采跟我們一起過類似的話。我不知道他為什么總是要我。采訪的記者也這么問過，我說我不知道，也許我乖吧。的確我小時候不吭不哈，只會悶頭畫畫看書，這也符合舅舅家寧靜的風格。這樣的小孩是好帶。

　　再后來，我真的報考了中央美術學院附中，那年15歲。考試期間我和媽住在舅舅北新橋八寶坑胡同家里。考色彩那天，我因緊張把紙的反面當成了正面，結果畫面洇了。我非常沮喪，在胡同里迷了路。后來派出所打電話叫大人去領我。我媽有點生我的氣，舅舅趕緊說，找到就好，回來不要罵孩子啊。

　　考完試我回到南京等消息，心里忐忑不安。不久收到一份電報，是舅舅親自填寫發來的。從此我的命運和北京連在一起，我成了真正的“北漂族”！

　　在附中上學期間，每到周末，我就住在舅舅家。我學會了自己洗衣服，在澡盆里投凈再晾到院子里。院子很大，有花木，四面是房，從這屋出門再進那間屋。關門聲輕輕，說話聲更輕。我也聽慣了舅母打字的聲音。她高聳的鼻梁，淡黃短短的卷發，瘦高俯身的側影，會映在廂房帶古色古香窗欞的玻璃上。那幾年正是中國的饑荒年，聽說舅母要求減薪。在他們家圓圓的飯桌上，出現了窩窩頭。那也比我在學校里吃得好。一次，舅舅帶我們幾個孩子去東郊體育館看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休場時，他發給每個孩子兩片面包，中間夾著黃油。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定是舅母的特供食品。當時我正處在發育期，那樣的噴香解餓，一輩子也忘不了！

　　在舅舅面前，我們做晚輩的會永遠放松。他是惟一的一位讓我們不發怵的長輩。盡管他會失望。現在的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和他當年所追求并身體力行的，相差實在太遠了！一次我們議論孩子愛看電視打斗動畫片時，他說現在的年輕人缺少理想，不愛讀書，這是我聽過的惟一批評。舅舅對下一代、再下一代的情況，都看在眼里，嘴上不說，心里極有數。他的方式就是正面鼓勵，能幫就幫，幫不了，也不干涉，讓你有絕對的自主權。我有個畫速寫的習慣，他從來不干涉，我愛怎么畫他都可以。

　　從來沒有問過他為什么不喜歡《紅樓夢》。但永遠記得他在自傳里說過他從小崇拜諸葛亮，因為那是有作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