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永遠只會說：“歡迎！”

　　這些年，在舅舅家，除了偶爾碰上拄拐的苗子和郁風、嬉笑的黃宗江、認真的袁鷹等前輩之外，我還引薦了許多年輕的中外朋友給舅舅。久而久之，只要誰想去認一認老先生，就找我。我媽那邊有時也遙控我，叫我帶這個去，陪那個見。大家都愛戴我舅舅，無可厚非，只要老人家樂意。其中當然不乏有想沾點名人光的，也沒什么，總比崇拜糟糕之人強。

　　每當我帶他們過去，介紹完畢，我便坐遠，候在一旁，那時我只是一個聽者。

　　邵綃紅去見舅舅那天，備了好多大白饅頭。她一直致力寫她父親邵洵美，自然會聊這個話題。舅舅非說解放后他見過邵洵美和項美麗，綃紅說不可能，因為她在上世紀40年代后再沒回過上海。一個下午把我帶入那個久遠凄美的故事里。

　　《中國檔案》的記者劉守華是第一次見老人。她一邊聽我舅舅說話，一邊不停在小本子上記。舅舅完全不忌諱她是陌生人，和她說了很多老朋友的近況，誰摔了，誰住院了，甚至說最近又有一個老朋友走了，叫戴愛蓮，我認識她很早，那時候她還是十幾歲的小姑娘。

　　《人民日報》的年輕記者們一來，就毫不怯生地圍攏在舅舅身旁，有的和老人聊天，有的舉著高級專業相機噼里啪啦拍著。舅舅說你們可以到院子花園去看看。每到這時，我就領路前行，儼然一副主人姿態。我們從鐵梯登上，四周一片四合院灰色瓦頂，遠眺紅灰相間的鐘鼓樓，我說一到黃昏，鄰家的鴿子飛回，先在你頭頂上盤旋一陣再回窩。

　　請舅舅簽名的不計其數。巴金的侄孫李斧幾次淘來一大堆舅舅的舊著讓老人簽名，還要蓋章。我總是哄他說，咱們今天就當做功課，練練手勁。舅舅笑瞇瞇一點不煩一一簽完。

　　來客里還有幫助舅舅編書的，以前是雷音，有一陣李晶常去。后來的三年里，海歸的范瑋麗走進了這幢房子。她起先要寫楊戴之戀，深入接觸和交談，她完全被老人的人格魅力折服了，以至于成了慰藉舅舅最末歲月的陪伴。送別式上英格蘭民歌《Danny Boy》，是她獻給老人的。

　　這些年里，舅舅還簽了幾本書合同，我沒參與《漏船載酒憶當年》和再版的《銀翹集》、《譯余偶拾》，譯林出版社的五種雙語文庫是我帶編輯去的。還有今春，他親自寫下“去日苦多”四個字。這是他的最后一本散文集的書名，卻沒能寫點自序，讓我們有點遺憾。不過這很像滿不在乎的舅舅風格。

　　多少書出版了，他很快也送光了。他從不自戀自己的作品，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每次來人，舅舅都會主動指指客廳外的那邊：“你們要不要看我的房間，書柜里有你們喜歡的，還有石頭，都可以拿。”這好像是他安排的又一個節目。大家被他催促著拘謹膽怯地走過去，小薛十分善解老人家意思，會立刻去打開柜門，讓你隨便挑。我自己往往會想到這些書來之不易，多么寶貴，越來越少，自然不大敢多拿。往往我象征性地選了幾本回到他的身邊，他就會問，這么少?假如你多拿了，他會很高興地說聲謝謝。

　　如果統計，舅舅“大撒把”的東西不計其數，比如香港中文大學贈送的文學榮譽博士服、楊憲益銅雕、貴州師范大學頒發的證書、大批珍貴古董藏書、自己譯著和詩文集……甚至是出版書的稿費，有沒有，他都無所謂。

　　五彩斑斕的石頭是舅舅鐘愛的親自跑遠路淘來的，如今已所剩無幾了。

　　我知道舅舅并不富裕，一輩子翻譯，只拿工資，沒有什么稿費，他卻慷慨地支援他的晚輩，只要他抽屜里有，只要他認為誰有困難。我大姐開飯館一次失火，舅舅知道了，馬上解囊相助一千美元。我頭一次去巴黎，也是舅舅非要塞給我八千港幣。去年他過生日，我特地買來全套《紅樓夢》送去，結果他不但把書反送給我，還要附上書費。

　　一天有個外國女子來訪，談天中贊美了舅舅手上的戒指。舅舅聽了，立刻脫下那只戒指，送給了對方。

　　舅舅淡泊名利的地步，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我們無法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