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樂壇“神仙打架”的年代，“半地下”的Beyond樂隊演繹的“非主流”歌曲《大地》如何擊中時代情緒？沒有務農經驗的青年從內地電影獲得靈感寫下的《農民》為何能夠引發聽眾共鳴？近日，北京的煦暖春風里，這些歌曲的填詞人劉卓輝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分享他作為創作者和制作人，參與香港與內地音樂交流的往事。上述問題的答案，寫在歌詞中，也浮現在他北上發展的事業軌跡里。

　　粵語金曲里的老兵與農民

　　《大地》是Beyond樂隊成名作，歌詞背后是一段關于家族離散的往事：劉卓輝祖籍廣東潮州，20世紀40年代，祖父下南洋謀生，此后再未回到故鄉。同樣是為了生存，祖父的弟弟(劉卓輝的叔公)十幾歲當兵，離家后音訊全無。1970年代，已移居香港多年的劉卓輝父親托朋友在臺灣登報尋人，幸運地找到了叔公。1988年夏天，年逾六旬的叔公取道香港，在劉卓輝父子陪伴下回到闊別四十年的家鄉。

　　1987年，臺灣開放居民赴大陸探親。這一背景下，身為國民黨老兵的叔公此次返鄉，有了超越家族敘事的意義。

　　返鄉后不久，《大地》隨Beyond新專輯問世。歌詞中父輩歷經滄桑、日暮歸鄉的意象，被樂評人視為對兩岸關系的隱喻。

　　劉卓輝與Beyond合作多次，其中為歌迷津津樂道的《農民》，是這位沒有體驗過農民生活的都市青年，從張藝謀、陳凱歌的電影《紅高粱》《黃土地》中獲得靈感，以詩意語言向“春與秋撒滿了希冀/夏與冬看透了生死”的中國農民致敬。

　　與《農民》同于1992年問世的，還有劉卓輝為黎明寫的《我來自北京》。“I was born in Beijing(我來自北京)，偏偏浪漫熱情任性……”歌詞內容是向戀人示愛，更是對于身份認同的大聲宣告。劉卓輝“用情歌講述復雜話題”的嘗試又一次成功了，歌曲紅到街知巷聞。

　　鄉土眷戀，家國情懷，融入每一個中國人的血脈。也因此，在香港尚未回歸祖國的年代，從《大地》《農民》到《我來自北京》，港樂的每一次“北望”，總能傳音千里，引發共鳴。

　　從香港到內地的音樂推手

　　從1986年花“一個星期、每天八小時的心血”創作第一首歌詞作品《說不出的未來》算起，劉卓輝40年來寫了400余首歌。創作之外，作為最早進入內地的香港制作人之一，在流行與搖滾浪潮席卷華語樂壇時，劉卓輝做了大量“水面下”的工作。

　　1986年5月，25歲的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吼出《一無所有》。半年后，在廣東佛山一家唱片公司擔任制作統籌的劉卓輝第一次聽到這首歌，震驚于“內地竟然有這樣的音樂”，并如獲至寶地向香港同行推薦。他有些遺憾自己與崔健后來沒有更多音樂上的合作——曾經嘗試的版權、制作合作都無緣達成，創作方面的機會更少，“畢竟崔健不需要粵語歌詞”。

　　令劉卓輝佩服的是，崔健名氣如日中天時，將賺來的錢用于買樂器、建排練場地，提供給新人樂手練習使用。在劉卓輝看來，崔健“抱有極大的理想去搞好中國流行樂壇”。

　　那個年代的樂壇充滿理想主義者，劉卓輝也是其中一員。1990年，他在內地成立大地制作公司，將香港的唱片制作模式引入內地。公司合作的第一個內地歌手是常寬，劉卓輝找來香港導演邱禮濤拍攝MV，香港設計師歐陽應霽設計專輯封面，并將制作完成的專輯交給百代唱片在香港發行。這套運作模式，由此在內地逐漸推廣開來。

　　兩年后，大地被資本雄厚的集團收購，劉卓輝留下擔任唱片業務負責人。1994年，大地推出由校園歌手創作和主唱的專輯《校園民謠1》，其中老狼《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等歌曲走紅，催生內地校園民謠熱潮。

　　當AI開始創作 我們如何寫歌

　　2000年后，“網絡神曲”開始流行；2015年前后，短視頻社交平臺興起。互聯網浪潮下，傳統的音樂制作和發行模式開始瓦解。人工智能時代，AI創作工具能夠自動生成詞曲甚至完整MV。AI來襲，人類是否會“一敗涂地”？

　　“至少在粵語歌曲創作方面，AI暫時還不能替代人類。”劉卓輝嘗試過寫一版歌詞，交給AI加工，改出來的內容令他很不滿意。粵語歌講究“九聲六調”貼合旋律，目前AI還沒有掌握這一技巧。

　　AI攻克“語言關”只是時間問題。劉卓輝認為，現在AI生成的歌可以達到七八十分水準，缺乏經驗的創作者也許只能做到六七十分。因此，在商業應用層面，如果“甲方”需要短期內大量“出活兒”，擁有海量資源且擅長排列組合的AI優勢明顯。

　　但音樂和文學、繪畫一樣，從來不只是技術堆砌的商品。40年前，劉卓輝指出香港流行音樂因高度商業化造成種種積弊，如歌詞創作“題材狹窄，內容空洞”。他認為歌詞“可以是一件具有社會意義或文學價值的作品，這要視乎作者用怎樣的態度、怎樣的手法去處理”。這樣的思考，在AI狂飆的今天依然適用。(完)(《中國新聞》報記者 程小路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