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15日電 題：圣凱：佛教中國化是佛教的世俗化嗎？

　　中新社記者 李晗雪

　　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年來，不僅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思想融合，形成本土漢傳、藏傳、南傳三大語系佛教，更在許多今人不經意處深深融入中國民眾的尋常日用。那么是否可以由此認為“佛教中國化”已經“完成”？上述歷史過程，是否可以理解為佛教在中國的“世俗化”“漢化”？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圣凱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探討了上述話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佛教中國化是發展成為全新形態的佛教

　　中新社記者：如何準確理解“佛教中國化”？為什么不能將此過程理解為“漢化”“世俗化”？

　　圣凱：公元前后，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佛教要在中國大地生根、發展，在思想上要與中國固有的儒家、道家、道教等文化兼容，在信仰上要與“禮”文化融合，在制度上必須獲得王權的接納，在傳播上必須得到社會的包容與護持，此外還要有蓬勃發展的經濟作為支撐。

　　所以，討論“佛教中國化”的歷史內涵，就是探討佛教從域外文明轉型為中國宗教的歷史進程與規律，梳理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之間的綿延與斷裂、繼承與創新，考察佛教與中國儒、道文化之間的沖突、解釋與融合，呈現佛教與中國社會的互動。

　　相比其他宗教進入中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具有四種本質上的特征：

　　一、“弱組織”的文化傳播方式。在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之間，主要是經典文本的翻譯與傳播；僧人是作為個體進行交往，與印度佛教沒有組織上的關聯，因此從未發生因佛教傳播導致的戰爭。

　　二、原創性的文化融合。中國固有的儒家、道教等文化是佛教發展的“背景”，雖然有出家與孝道等沖突，但中國佛教原創性的經典解釋與理論創新，化解了三教之間的倫理沖突，推動了三教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融合。

　　三、精英與大眾共同創造的文化實踐。綿延千年的“佛教中國化”并非單純是佛教界、文化界精英知識分子的創造，而是“中國佛教有緣人”的共同創造。

　　四、世界性與地方性融合一體。中國佛教作為“佛教中國化”的成果，既是域外宗教文明的本土轉型，又向東亞和東南亞等地傳播。

　　印度佛教約于公元前后傳入中國中原地區，并于公元7世紀、11世紀分別傳入西藏地區和云南地區，并與不同地區的文化形態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氣質、形式和特征的三大支：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南傳上座部佛教，分別運用漢文、藏文和傣文，各自著重弘揚大乘佛教、密教和上座部佛教的教義。

　　所以，“佛教中國化”不是單一民族化，如南傳佛教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彝族所信奉。

　　即便漢傳佛教，也不是佛教“漢族化”，因為漢傳佛教是由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僧侶乃至僑民游僧共同創造的。來自西亞、中亞和南亞的域外僧人和中國新疆于闐、龜茲、疏勒等地的僧人，深入漢地譯經傳教。隋唐佛教八大宗派中，三論、唯識、華嚴、密和禪諸宗的成立都有非漢族僧侶參與，或者是直接由非漢族僧侶創建。漢傳佛教實際上融匯了多民族佛教僧俗大眾的智慧，融合了多民族的佛教思想文化，體現了多民族共創的復雜性格。

　　就與印度佛教的關系而言，中國大乘佛教與印度大乘佛教的關系，是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其斷裂大于綿延，但沒有走向對立；創新大于繼承，但仍然保存了佛陀的根本精神。因此，不能用線性歷史觀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也不能用“世俗化”敘事描述中國歷代佛教的發展，即以為前代永遠盛于當代。

　　西方文化語境中的“世俗化”內涵，是相對“神圣性”而言的，正如伊利亞德在《神圣與世俗》一書的序言中所說：“神圣是世俗的反面。”“世俗化”的敘事意即認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移動是一個不斷墮落與衰敗的過程。然而，“佛教中國化”不是簡單的“佛教在中國”，而是印度佛教經過中國佛教徒的解釋、創造，生根發展成為全新形態的佛教——中國佛教。

　　人間佛教思想是“佛教中國化”的道路選擇

　　中新社記者：晚近“人間佛教”的改革，就是佛教界內部一次呼吁自救自新、適應當代社會的有力變革。請您介紹一下“人間佛教”思想與改革出現的背景與意義。您如何理解“佛教中國化”與佛教能夠至今在中國保有活力的關系？

　　圣凱：不同時期的佛教皆會遇到不同的危機。如南北朝佛教遇到“教法傳播”的正當性危機，出現了“夷夏之爭”；明代中后期佛教出現人才危機和叢林危機，憨山德清、云棲袾宏、紫柏真可、蕅益智旭等佛教高僧極力提倡晚明叢林改革，振興晚明佛教。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佛教界面對民族危亡與佛教衰頹的困局，自覺提倡“人間佛教”思想，推動教制整理、教產改革、教理弘化，走向佛教現代化之路。人間佛教的提出，不僅推動了近現代佛教革故鼎新的蛻變，更對當代佛教的發展有著立本開新的啟示和光前裕后的影響。

　　“人間佛教”始倡于太虛大師，是在佛法契理契機原則的指導下，對中國傳統佛教“非人間”的弊病之糾治，其前提是對明清佛教積弊和教界衰朽現狀的揭露與批判。太虛大師之后“人間佛教”的理論建構與實踐道路，皆有與其一致的層面，更有豐富發展的一面。無論是大陸的趙樸老、凈慧法師，臺灣的印順法師、圣嚴法師，還是新加坡的演培法師、隆根法師等，都深刻地體現了“人間佛教”是多元一體、并行不悖的道路。

　　“人間佛教”不是傳統之外的某種新型佛教，而是繼承傳統、適應當下的佛教思想，強調佛教要適應國情、適應現代文明的時代背景等，是佛教現代化與時代化的表現。

　　“佛教中國化”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歷史內涵，如隋唐時代的宗派成立、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近現代的“人間佛教”等。弘揚人間佛教思想是促進當代中國佛教健康傳承的道路自覺。總結“佛教中國化”的歷史經驗與“人間佛教”的百年道路，可知“佛教中國化”是一條永遠進行時的道路自覺，是佛教在中國至今保有活力的“法寶”。

　　當代中國佛教面臨的雙重期待與自新方向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當今中國佛教面臨哪些適應時代與社會的挑戰？應如何繼續循著“佛教中國化”的方向發展自新？

　　圣凱：佛教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當今中國社會與世界文化領域仍然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傳統文化，其傳統魅力受到當今中國人青睞；但是，佛教作為當代中國社會活躍的宗教團體，其“前現代”的制度體系、信仰習俗與現代文明有不一致的地方；乃至其思想教義中的某些部分，亦有不符合當今政治與現代社會之處。

　　中國大陸佛教在21世紀以來，一直面臨著矛盾的雙重“期待”。天下名山大寺的清凈與幽靜，是現代人治療煩惱和放下煩躁的心靈家園；但是，一只看不見的“經濟大手”伸向這種心靈需求，形成了為人詬病的佛教“商業化”。佛教寺院隨著旅游經濟的發展，“貢獻”出自己清凈的修行空間，反而無法滿足社會大眾對“清凈”的期待。同時，黨和國家有關部門希望佛教界保持過去“農禪”時代的清凈傳統，同時也希望佛教能夠融入現代經濟與社會生活規范，如法人制度和現代資產、財務管理等。

　　佛教界自身需要解決人才傳承與生存的問題，關鍵在于出家、傳戒的嚴格，提升僧團的整體素質與道風，鼓勵僧人回到佛教優良傳統，如講經注疏、弘法、辦教育、坐禪誦經等內部熏修。同時也需國家和社會支持佛教界用功辦道，為寺院生活、寺院經濟發展提供一定的便利。

　　佛教界要回應社會需求，僧團素質要具有道德攝化與利益人群的水平，寺院要舉辦弘法利生的活動，能夠提供一定的慈善公益事業，而非將活動指向于寺院自身的利益。

　　佛教界更要回應黨和國家的關切與需求，適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形勢、新要求，培養高素質人才，推進佛教經典當代闡釋，夯實宗教中國化的思想基礎；完善發展當代佛教內部管理規范體系，強化佛教中國化的制度保障。

　　佛教歷史上曾為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形成鞏固作出重要貢獻，今天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依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佛教在開展公益慈善事業、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增進中外友好方面也具有獨特優勢。(完)

　　受訪者簡介：

　　 圣凱，南京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后、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日本大谷大學特別研究員、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訪問學者、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訪問學者。現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傳佛教僧眾社會生活史”首席專家、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院副院長、清華大學哲學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佛學研究》主編。研究領域為南北朝佛教學派、儒佛道三教關系、中國佛教社會史、近現代佛教、佛教與西方哲學比較研究等。

　　 主要著作有《中國漢傳佛教禮儀》《中國佛教懺法研究》《攝論學派研究》《晉唐彌陀凈土的思想與信仰》《佛教現代化與化現代》《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Faith and Life、《南北朝地論學派思想史》《佛教觀念史與社會史研究方法論》等，其中《攝論學派研究》獲2008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第五屆教育部高等學校人文社科三等獎，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Faith and Life獲北京市第十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