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4日電 題：人者懷仁，中華文明的“仁愛觀”何以啟示當下？

　　作者 馮時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逐漸形成并發展了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對關心中國當下和未來發展的中外人士而言，深入理解中華文明的獨特精神特質，有助于更好讀懂中國國情與發展道路。

　　“仁”是理解中華文明的關鍵詞之一。在漫長的歷史延續中，中華傳統的仁愛觀，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對自身與他人、社會、自然和世界關系的認知，其中的智慧可被當今社會所借鑒。

　　中華文明的仁愛觀是超越親親之愛的博愛

　　中華文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強調天地人和諧的三才之道，尊天親地和人的固有觀念使先民常懷謙卑與敬畏之心，從而創造出利他主義的中國文化，其中所體現的惠施三才的觀念就是仁德。

　　《說文解字》對“仁”字的解釋是：“仁，親也。從人，從二。”北宋學者徐鉉以為：“仁者兼愛，故從二。”仁的意思是愛他人，而不是愛自己；是兼愛，而不是自愛。所以“仁”字從“二”，意在表現彼此。

　　但根據對西周金文“仁”字的分析，這個說法其實并不正確。西周金文的“仁”字，其從“女”從“二”，而“二”字并不是數字，其寫法更像是一個重文符號。這意味著“仁”字無論從“女”還是后來演變為從“人”，其所傳達的思想都是兩個人的親愛關系如同一個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親如一人，視他若己。正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所強調的彼此不分的親愛意義十分清晰。

西周金文中的“仁”字。受訪者供圖

　　中華文明的仁愛觀并非狹義的血親之愛、夫妻之愛，而是超越親親之愛的博愛，即所謂“孝之施，愛天下之民”(戰國楚竹書《唐虞之道》)。“仁”字本即從“女”字而重之，恰恰暗喻了“仁”所具有的超越血緣同姓的博愛。這種仁愛，由己身之外的人與人，推及人與社會、自然的關系，其思考完美地建立了中華文明的仁愛觀。

　　心懷誠信的仁德是為人的根本

　　何以為人？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問題，也是傳統文明理論所闡釋的核心問題。古代文字所表現的“人”字，實寫人的側立之形，其通過語音傳達的意思是“仁”。準確地說，“人”字是在借其讀音表達“懷仁德者為人”的思想，這體現了中國傳統文明觀的顯著特點。

　　實際上，中國古代先賢至少在距今八千年前就已在思考“何以為人”這個根本問題。人有飲食之需，禽獸也有，人有繁衍之性，禽獸也有，那么人與禽獸的區分標準到底是什么？先賢最終確立的為人標準并不是物化的，而重在以道德修心，這既體現了成人之道，也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基礎。

　　《禮記·曲禮上》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這種以道德作為為人準則的觀念，至今仍為中國人所傳承。

　　“人”字的另一種寫法作“兒”。《說文解字》云：“兒，仁人也。”《中庸》更直言：“仁者，人也。”《周易·說卦》認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些思想無不清楚地表達了心懷仁德者的做人準則。孔子曾感嘆：“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他認為沒有仁德者便不配為人，當然也就不需要與其談論禮樂。事實證明，先賢對于人者懷仁的思考，早在西周時代就完成了。周人追求萬年為人，其所體現的就是仁德傳家的思想。

　　事實上，仁愛建立在彼此信任的關系之上，因此仁與信構成了中國傳統道德體系的基礎。仁愛不是無原則的泛愛，也不是東郭先生認賊作父的糊涂之愛，否則只能是迂腐。因此，信作為仁愛的基礎非常重要。

　　仁愛必須先信于己身，而后才能及于他人。中華文明的仁愛觀根植于誠信，意味著心懷誠信的仁德必然成為為人的根本。

　　仁愛觀對當今社會深具啟示價值

　　提到仁德，就不得不提禮。中華文明中，禮與德為一事之兩面，德為內化之禮，禮為外化之德。禮以節人，所以先賢制禮教人，目的在于節制人的欲望。

　　古人以為，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人類生產的食貨之物也很有限，不能無度揮霍。而人的欲望決定著需求，有欲則必求，求之不得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很明顯，亂的根源在于人們不斷增長的欲望，因此需要對人欲加以節制，這就是禮。

　　《論語·學而》引孔子曰：“節用而愛人。”顯然，節約而不浪費，實際就是仁愛的具體表現，這些思想非常樸素。儒家哲學提倡節欲，荀子提出“養欲”，它的意思并不是把人的欲望培養多多，而是要將人欲調整到一個合理范圍。至于道家哲學，則更主張去欲。因此，中國文化從來都反對縱欲，縱欲則不仁。這些優秀思想，不僅成為傳統仁愛觀的內涵，還反映了先賢對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深刻思考。

　　傳統仁愛觀的要義在于恭儉莊敬，所以奢靡不是仁愛，暴殄天物更不是仁愛。古云“成由勤儉敗由奢”，今云“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都是仁愛觀念的體現。今天，個別地方仍有奢靡性消費之風、寅吃卯糧式的超前消費沖動，以及以破壞自然環境為代價的商業開發行為，這些都與中華文明的仁愛觀格格不入，是必須摒棄的。

　　另外需著重指出的是，中華文明的仁愛觀并非僅體現為對他人的愛，更重要的是對天地自然的愛。

　　老子認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是在祭祀活動中用完就扔掉的東西，雖可滿足一時之需，但終為垃圾。據此思考，凡可產生巨量垃圾的生產形式，都與中華文明的仁愛觀深相背離。事興一利，必生一弊，如何趨利避害是現代文明社會必須深思的問題。

　　仁與恩的聯系也十分密切。大自然予人以仁惠，地載萬物，天垂象，先民取材于地，取法于天，一切用度無不來源于天地的饋贈。大自然給與人類材用，體現著天地之仁。古人于年終報恩的大祭是為蠟祭，目的在于感謝天地萬物恩助有年，而天子祭祀時必須感謝八種曾幫助過人們的神物。據《禮記·郊特牲》的記載，報恩的對象有神農、后稷、百種、田間的農官、農官在田頭安身的窩棚、貓虎、堤壩和水渠。這種事無巨細的感恩，體現的就是古人所說的仁至義盡。

　　中華文明傳統仁愛觀所表現的這種對天地萬物的感恩，至今仍極具價值和現實意義。自然之仁，正指引今天的中國堅持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可持續發展之路。(完)

　　作者簡介：

受訪者 供圖

　　馮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古文字學與天文考古學研究，旁治商周考古學、先秦史、天文年代學、民族古文字學、歷史文獻學、古代思想史和科技史。出版《中國天文考古學》《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尚樸堂文存》《中國古文字學概論》等學術著作12部，發表論文260余篇，主編《金文文獻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