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記者：陳悅

　　本文首發于2022年3月25日

　　作為馬來西亞資深政治家、著名學者，翁詩杰長期從事中國研究，曾多次訪華，也曾長期擔任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副議長并出任英聯邦議會協會常委。翁先生此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從中國兩會入題，暢談他對中國治理方式和中國民主踐行模式的理解。

　　現將訪談實錄摘錄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兩會剛剛落幕，能否請您談談對中國治理方式和民主踐行模式的看法？

　　翁詩杰：我向來關注(中國)兩會，因為每年的兩會進程與決議可以看出中國的治理方針和走向。今年兩會，我特別關注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并對其中兼顧民生多層面利益，以民生福祉為依歸的“以民為本”特色印象深刻。

　　在我看來，中國治理方式正是立足“以民為本”，比如對官員“因才授職”和相對應的問責制。中國各級官員大多以他們在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技能與經驗作為選拔和擢升的標準。因此，每逢面臨危機考驗時，也是各級官員累積歷練的契機。另一方面，一旦應對問題時處理失當，相關官員也必須扛起全責。這在本次新冠疫情應對中就表現得很明顯。

　　另外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中國兩會運作展現出的民主協商元素；政府工作報告中體現出的在應對新冠疫情和維持經濟發展上，中央、地方各司其職又高度合力的組織力、動員力。

　　中新社記者：在應對新冠疫情和疫后經濟復蘇方面，與西式民主相比，中國治理方式體現出哪些特色？

　　翁詩杰：在應對新冠疫情和在疫情防控期間持續維持經濟發展的問題上，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合作關系表現出“如臂使指”的狀態。因此在防控疫情上，中國能夠充分體現“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

　　在疫情的陰霾籠罩下，中國能夠率先控制疫情的蔓延，進而復工復產復業，主要歸功于其雷厲風行的“動態清零”政策。從中央到省市地方，可看到充分的組織力、動員力，配以民眾的自覺性。這與西方社會表現出的縱容個人自由(如不戴口罩的自由)、危害群體安全利益的現象迥然不同。這折射出中國治理的一大亮點。

　　此外，在我剛才提到的“因才授職”上，西式多黨制民主所產生的政務官制度，不少是植根于“人氣”。能否在選舉勝出，往往取決于人氣的經營。投民所好的民粹主義也容易因此而生。因此，在英式西敏寺制度( Westminster System)下受委入閣的政府部長(政務官)，不乏毫無從政經驗的“政治素人”。遇到重大危機時，這類政治領導常須仰賴部門里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s)來謀劃對策，甚至是操盤應對。這種現象同中國治理是迥然不同的。

　　20世紀90年代，我曾擔任過9年馬來西亞聯邦國會下議院副議長，且曾出任英聯邦議會協會常委。一個深刻的體會是，奉行西式民主體制的國家，容易面對的痛點是制度上的制衡(如：上下議院或參眾議院的制衡、中央與省州政府之間的制衡等)，可能會由于政黨間的利益博弈引發無謂的意氣之爭，損害國家與民眾的利益。例如，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之初，美國的聯邦與州政府之間就曾因防疫物資的采購和分配而陷入矛盾，嚴重傷害與阻緩防控疫情的協調。

　　反觀中國當時的全國抗疫動員，來自多個地區的醫護人員與防治物資能按照中央政府的統一協調，集中支援不同的重災區。所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已成為中國治理救援模式的特色。

　　我認為，在民主踐行中，西方民主強調“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原則，卻缺乏中國治理中備受重視的協商元素。因此，在勢均力敵的對峙中，容易產生關鍵的微薄多數席次(slim majority)，進而成為朝野雙方競相賄賂拉攏的對象。受個人利益左右，關鍵少數議員跳槽導致政府倒臺的亂象絕非罕見。

　　與此同時，議會里席次不弱的“少數”，也往往因屈于“少數服從多數”而備受否決，乃至打壓。這種氛圍下的朝野政黨關系常會陷入長期的敵對、對抗與抬杠，甚難做到以理性議事。此種狀況近年來在世界各國亦非鮮見。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治理方式對西方有哪些啟發嗎？

　　翁詩杰：中西體制有別，只因彼此文化植根于不同歷史人文土壤。但從人類共性著眼，西式民主仍有向中國治理借鑒之處。

　　所謂“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并不是實行“多數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的許可證。它可以糅合中國治理模式中的民主協商元素，以體現“多數尊重少數”的民主精神。

　　此外，在西方民主模式下，中央與地方分權，雖無清晰從屬關系，卻不一定是對抗性關系。在牽涉重大議題下，尤其是面對緊急危機時，可以制定由中央統籌、地方必須配合的緊急應變條款。問題的關鍵是，執掌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相關政黨，是否真能基于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拿出誠意和決心來達致共識。

　　受訪者簡介：

　　翁詩杰現任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主席、馬來西亞中國絲路商會會長、馬來西亞民族中興基金會總裁等職。

　　他曾任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副議長、馬來西亞交通部部長；英聯邦國家議會協會常委等政務要職，精通中、英、巫(馬來語)文等多項語種，是馬來西亞文壇馳名作家。在任期間， 他曾積極推動馬、中兩國的議會外交與民航合作，并促成啟動了兩國大專院校學歷互認的機制。

　　近年來，他積極以商會和智庫為平臺，努力推動“一帶一路”節點國之間的互聯互通與人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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