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1月25日電 題：為什么要以全球視野看中國？

　　——專訪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漢學家卜正民

　　中新社記者 許婧

　　以“全球視野下的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為主題的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24日在上海舉辦。開幕式上公布了2023中國學貢獻獎。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著名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是三名獲獎者之一。

　　為何與中國歷史研究結緣？如何將中國置于全球背景中，并以世界的視角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中國？中新社“東西問”在會議期間就此專訪卜正民。

　　現將訪談實錄摘錄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是在何種機緣下與中國歷史結緣的？

　　卜正民：我的家庭和中國沒有關系，密友圈中也沒有中國人，對中國的興趣出于偶發。我大學時學習英國文學，當時對思考世界的其他方式產生了興趣，于是選修了一門佛教哲學課程，為了理解該課程中的一些概念，我決定學習中文。

　　學習中文前，我從來沒有接受過歷史相關的訓練，也沒有上過歷史課。但慢慢我意識到，理解中國，需要研究更加具體、現實的中國，最佳方式就是了解歷史。所以我成為了一名中國歷史學家。

　　后來，我有幸被選中參加1974年加拿大和中國之間的學生交流項目，這段經歷堅定了我成為一名中國歷史學家的決定。

　　中新社記者：您曾多次往返中國。此次時隔數年再來上海，有什么新發現？

　　卜正民：1975年，我第一次來上海。當時，我是加拿大與中國交換計劃的留學生，我在復旦大學待了一年。后來又來了好幾次。在我看來，上海是一個多種文化融合得很好的地方。

　　上海的變遷從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比較慢，最近二十年變化非常大。上世紀70年代的上海和今天我所看到的上海是兩碼事。那個時候人們穿得比較簡單，樓房不那么高，人不怎么多，汽車也不那么多。所以這次來上海，我發現上海“長大”到一個我沒見過的程度，我感到很吃驚?，F在從賓館看外灘，讓我想到紐約。

　　中新社記者：作為今年中國學貢獻獎獲得者之一，您如何看待中國學的發展？

　　卜正民：中國學有兩種，一種是在中國的中國學；另一種是在外的中國學。我作為局外人，和中國同仁們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不同。但每一個國家與文明都需要“局外”與“局內”的觀察者，這兩種視角相互融合，才能了解中國的全貌。

　　我很高興被選為該獎項的獲獎者，這是我大概五十年前，以多倫多大學本科生的身份剛剛踏上研究中國之路時所難以預料的榮譽。這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等中國學術機構的同仁們，對我在中國學領域所作貢獻之價值的認可，也表明他們認為局外人的視角對中國歷史研究的發展很重要。

　　我從事這項工作的最有力的資格就是一個簡單事實：我不是中國人。作為一個局外人，我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直視政治記載、文化實踐和檔案記錄中浮現出來的中國。我所依循的惟有歷史記載的權威、歷史分析的正當實踐和學界同仁的集體智慧。

　　令人欣喜的是，我的一些想法和見解可能有助于形成一種對中國更客觀、更普遍的認知——這不僅僅是一種從中國自身出發、為中國自身服務的認知，而是將中國視為世界一員的認識——畢竟，這個世界是人類共同的家園。

　　中新社記者：您出于何種考量提出要以全球視野看中國？

　　卜正民：我的歷史研究之路是將中國置于一個更大的、超越其本身的全球框架中?？v觀歷史，大多數關于過去的作品——無論是關于歐洲歷史還是中國歷史的——都是內向式的、與文化綁定的。

　　我認為我所作的貢獻是嘗試從廣闊的全球視野來了解中國。最初，我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范圍主要集中在中國本身。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我意識到明代中國并非孤立存在，它是一個全球性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已如此存在了數百年。

　　我感興趣的是不同社會、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如何適應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挑戰。對我而言，中國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案例研究。中國作為一種獨特的文明，其應對之道同歐洲國家截然不同。

　　與此同時，伴隨教的學生越來越多，我開始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局外人的貢獻是思考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了解中國影響世界、世界影響中國的程度，而這些在大多數歷史書中都被忽略了。

　　作為一名學者，我最關心的一點是，中國和世界應該互相理解。西方人應該用不同的視角看待自己的歷史，中國人也應該用不同的視角看待自己的歷史。面對將整個世界分成不同陣營的趨勢，去除對于其他國家的偏見至關重要，因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

　　中新社記者：當下我們應如何看待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

　　卜正民：我對明史研究的偏愛，源自于明代中國人與歐洲人交往的開端。秉持著觀察中國與歐洲關系演變歷程的想法，投入到明代中國的研究中，至今未曾離開。我在寫書的時候，其實目標讀者都是外國的受眾，我希望他們能夠更加了解中國。我在書里面提到了很多真真切切發生過的事件，我希望讀者可以通過這些事件，真切地感受到一些不同的事情，希望他能夠對這些事跡的理解達到一種新的高度。

　　比如我寫的《維米爾的帽子》，是通過給外國人講述一些故事，讓他們多了解中國歷史。讀者到書店看到一本名叫《維米爾的帽子》的書，可能猜不出來這本書是關于中國的歷史，會以為大概是荷蘭的歷史或者歐洲的歷史。我用這個“手段”來邀請外國讀者進入中國的歷史，進入中國與世界交流的歷史。從維米爾的畫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歐洲和世界的聯系。同樣，你看明朝的畫，也可以找到一些跟世界有聯系的因素。所以其實這本書不是寫給中國讀者的，但是中國讀者好像也很喜歡。

　　同樣的“手段”也被用在了《塞爾登的中國地圖》一書上，該書講述了一幅被遺忘了300多年的中國航海圖，從域外、海洋，更從全球視野看中國。我用了一個地圖來講中國人與歐洲人在海上有什么樣的接觸。這本書也是面向外國讀者，邀請外國讀者進入這個地圖。大家都很喜歡看地圖，進入這個地圖可以開始想到中國在世界歷史的地位以及重要性。這種互相的影響是全球史最重要的一個部分。中國人和歐洲人不是永遠割裂的，彼此之間的影響非常大。

　　這種交流并不簡單。如果不學習另一種文化的語言，不了解其思維模式，不體驗該文化中人們相互溝通的方式，就不可能深度研究另一種文化。我們需要排除文化之間的障礙以加深相互理解，東西方之間還需要更多的交流。(完)

　　受訪者簡介：

　　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拿大歷史學家，他的著作將中國置于全球背景中，并以世界的視角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中國。作品包括《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1998年英文版，2004年中文版)《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2008年英文版，2009/2010年中文版)《塞爾登的中國地圖》(2013年英文版，2015年中文版)和《成吉思汗的獵豹：中國與世界八百年》(2020年英文版，2023年中文版)等。曾領銜主編六卷本《哈佛中國史》叢書，并撰寫了其中的《掙扎的帝國：元與明》(2010年英文版，2016年中文版)。卜正民曾任古根海姆學者、蓋蒂學者、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哈佛大學意大利文藝復興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并獲得兩個榮譽博士學位。卜正民先后任教于多倫多大學、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和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