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11月7日電 題：海德格爾如何跨越時空與老子“論道”？

　　——專訪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學術院長、杰出教授曹順慶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作為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和現象學流派的代表人物，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對中國的道家思想懷有濃厚興趣。他從《老子》中汲取營養，以此獲得思想上的啟迪，豐富他對存在的終極問題的思索。

　　海德格爾如何跨越時空與老子“論道”？為什么文明互鑒才是人類文明發展和創新的基本特征及規律？受邀出席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學術院長、杰出教授，歐洲科學與藝術院院士曹順慶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海德格爾如何跨越時空與老子“論道”？

　　曹順慶：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的思想對現代西方文藝理論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眾所周知，海德格爾認為自己最重要的哲學貢獻，是首先重新開啟了存在問題(re-open the question of Being)，是西方形而上學的最終克服者。

　　然而，是什么東西導致了海德格爾認為自己首先重新開啟了存在問題？事實上，是東方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有無相生的思想。據相關史料，海德格爾曾嘗試與華裔學者蕭師毅一起合作翻譯《老子》。2000年出版的《海德格爾全集》第75卷中有一篇寫于1943年的文章，題為“詩人的獨特性”，探討德國詩人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詩作的思想意義，文中引用了《老子》第11章論述“有無相生”的觀點。

　　海德格爾創新性地提出：存在者自身的存在不“是”存在者。虛無也是存在的特征。因此，“存在的意義”問題同時也是對“無的意義”的探尋。但此種虛無既非絕對的空無(empty nothing)，亦非無意義的無(nugatory nothing)。在海德格爾那里，“存在：虛無：同一”之“無”是“存在之無”(the Nothing of Being)，“無”從屬于“存在”。

　　顯然，海德格爾思想創新，是汲取了《老子》有無共生、虛實相生的思想。改變了長期以來西方的“Being”不承認“無”(the Nothing of Being)的形而上學的觀點。

　　中新社記者：作為兩個處在不同時空的對話者，海德格爾與老子有哪些共同話題？

　　曹順慶：海德格爾繼承先師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主客融合觀，并進一步深化——通過人在世間的生存體驗，領悟人生意義的終極問題。海德格爾正是行走在這樣一條和西方哲學傳統反著來的道路上與老子“相遇”。

　　西方哲學強調主客觀二元對立，中國古代思想則主張天人合一、陰陽相交，因此中西思想的領域各自形成了獨特的天地。胡塞爾“回到事情本身”的現象學觀點，開創了一種迥異于西方傳統的新理論視野和思維模式，海德格爾作為胡塞爾最杰出的學生，深受其影響。

　　有與無是老子思想中的一個基礎命題，同時也是海德格爾追問存在意義的一個基本立足點。《老子》第一章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由此引出有無相生，同生成于道的學說。

　　有趣的是，海德格爾也受《老子》啟發而結合“有”與“無”的關系引申到對存在的思考。但海德格爾后期更加重視對“無”的討論。海德格爾和老子在話題上另一個切近是對語言的關切。語言問題是海德格爾后期思想的一大核心問題，海德格爾的語言直接與存在相關，甚至可以說，語言就是存在的本質；老子的道言則直接與道相關，道本身就有道說之意。

　　海德格爾的寂靜之音是典型的“貴言”觀，是對普通的夸夸其談的抵觸和對“沉默是金”的贊許。老子明確地表達了對普通語言的不信任，老子認為自然之道首先就要盡量做到不言，因為“希言自然”“大音希聲”。

　　除有與無及語言的問題外，海德格爾和老子也關切人的生存狀態。近現代人類被卷入一個處處是機械的技術世界，大有被現代技術和文化異化的危險。中國的老子和莊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意識到人在這種處境里的尷尬。老子提出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的觀點。海德格爾自己作為一個詩性的思想者，在對現代技術社會憂心忡忡的境況下，很欣慰地遇見了老子這位“同道中人”。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文明互鑒才是人類文明發展和創新的基本特征及規律？

　　曹順慶：文明互鑒是人類文明發展和創新的基本特征及規律。

　　以文字為例，古希臘文字并非古希臘人原創，而源于亞洲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又是從古蘇美爾-古巴比倫楔形文字而來，是腓尼基人在蘇美爾-古巴比倫楔形字基礎上，將原來的幾十個簡單的象形字字母化而形成。

　　以文學為例，一般認為，世界文學藝術最早起源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是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詩。比古希臘史詩(公元前8世紀-前6世紀)要早上千年。而且《吉爾伽美什史詩》還直接影響了古希臘史詩和《圣經》。

　　以哲學為例，我們都知道古希臘哲學的燦爛輝煌，但是古希臘哲學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多種文明的不斷交融之下出現的。

　　而現當代西方文化與文論，依然是文明互鑒，文明影響交流的結果。例如，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曾長時間研習《易經》，認為其中包含的共時性原理和對立統一的觀點對心理分析實踐有效用。其中，共時性原理是因果律外，更符合心靈發展需要的思維方式，可彌補科學理論的冷漠無情。

　　無論是海德格爾和老子，還是榮格與《易經》、叔本華與朱熹，回顧人類歷史我們會發現，人類文明的發展離不開文明互鑒，離不開各種文化的交流碰撞、互學互鑒。

　　中國有儒家、道家以及釋家三大文化支柱，而釋家正是文明互鑒的結晶。佛教進入中國后與中華文化融合的歷程中，經過“格義”等一系列改造，將注重語言的印度文化規則，轉換成了“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中國文化規則，最終創立并形成了中國的佛教——禪宗以及相關的禪宗文學與文論。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而中國禪宗又傳入日本，最終影響全世界，成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財富。

　　文明史實證明，西方的文藝復興，是因為與阿拉伯的文明互鑒而興起的。阿拉伯人不僅將阿拉伯翻譯的古希臘羅馬的哲學、科學、文化著作翻譯成拉丁語、西班牙語、法語，而且還將中國、印度、波斯的科學文化著作翻譯成拉丁語、西班牙語和法語。若沒有阿拉伯學者的努力，伽利略幾乎沒有可能閱讀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更不能與亞里士多德進行跨時空的對話。

　　大量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證據足以顯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與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優勢文明，平等包容的文明觀是正確認識文明多樣性的關鍵；文明之間也不是孤立地發展，對話互鑒的文明觀是正確認識人類文明歷史規律的前提。(完)

　　受訪者簡介：

　　曹順慶，四川大學杰出教授，歐洲科學與藝術院院士，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四川大學學位委員會文科主席，文學與新聞學院學術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比較文學學會第四任會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等多個項目，CSSCI輯刊《中外文化與文論》主編，國際英文刊物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ESCI，勞德里奇出版社出版)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