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教授為官員授課 促其重視民權勿暴力拆遷

　　調查回聲

　　富力家園業主大會成立在即

　　于建嶸

　　給官員“講人話，講事實”

　　本報記者 于建

　　于建嶸依然很忙，依然忙的是——

　　這幾天，他在“馬不停蹄”地奔走——11月11日那天，他去了淮安市淮陰區，給近500名黨政官員講社會穩定和公共安全問題。那天，他忙得都沒顧上吃一頓正經飯，又是一盒盒飯解決了事。因為當天他還要飛廣西南寧，緊接著給那里的幾百名廳局級干部和縣處級干部講課。

　　而在他的手機里還存著許多這樣的邀約短信，掏出手機他給記者一一細讀：“我是建國門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在東城區黨校聽過您的課，希望您也能到我們街道給講一講”……

　　對于這么多的邀約，他不知疲倦，閑暇時還發布微博透露自己的行蹤，偶爾也開個玩笑調劑一下：“不知他們會不會說：沒有我，你吃什么！如果沒有吃，你們就送點紅薯給我，小時候流浪時最想吃到的東西呢。”

　　這顯然是說那件事情——于建嶸到江西省萬載縣給官員講課，號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吃飯時，當地縣委書記稱，為了發展，就得拆。當時于建嶸怒言：“現代社會就是以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為基礎，你們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確保個人權利。”縣委書記則說：“如果沒有我們這些縣委書記這樣干，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吃什么？”于建嶸當即“一怒推椅而起，離席而去”。

　　于建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他一方面在為社會底層呼吁，同時又在以“給官員講課”的方式來將這種呼吁深化。

　　全國人民都想

　　和于教授“說說話”

　　特寫

　　通州宋莊小堡，一個以畫家村而著稱的地方。

　　于建嶸就住在這里，不少小堡的村民都知道他，喊他“于教授”。但是這個于教授并不是人們想象的學究模樣。他很隨便地穿一件夾襖，頭發也不梳整齊，眼睛在說話的時候經常是笑瞇瞇的，說到興奮處會拍你的肩膀，并用湖南口音發問：“是不是啊？”

　　就是這樣一個于教授卻成了不少社會底層人士的“知心人”。一到周末，他家門口就會圍上全國各地來的人，他們都想和于教授說說話，掏掏心窩子。有的人還會拿出自己的材料，希望于建嶸能將材料收錄起來。因為大家都知道，于建嶸在房子里面建了一個“材料室”。于建嶸對當天來訪的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生說：“要真的想研究中國社會的問題，必須翻完這些材料，因為都是真真實實發生的事情，你憋在屋子里，肯定研究不了中國的現在。”于教授在微博上透露，材料室免費全開放，但是要預約。

　　看到黑壓壓的一屋子人，于建嶸開玩笑地說：“你們有冤情，我也冤，周末也休息不了，呵呵。”說是這樣說，于建嶸還是很熱情地接待他們，每次還掏錢請這些人吃飯。

　　“他們其實也就想和我說說話，有一個老太太總是來，每次差不多都說一樣的事情，說到激動的時候，她還會拉起我來說，給我唱一段，我就讓她唱。”采訪的那個周末，這位老太太又來了。

　　這些人儼然把于建嶸當成了知心人。有一位中年女子問：“我家的事情特別悲慘，夠不夠編一個電視劇的？”于建嶸回答說：“夠，夠，會給你編。”但是那中年女子卻有點擔心：“你那么忙，能編得出來？別再累著了，那我們找誰去？”

　　有時候，于建嶸也會以別的方式為他們說話。本來不怎么會畫畫的于建嶸長居宋莊小堡，和一些畫家成了朋友，在他們的幫助下，于建嶸的畫也畫得很是了得，他經常會給一些來找他的人畫畫。由于這些人表情悲痛，畫面也有點慘兮兮的。一度，給于建嶸打掃衛生的一位老太太因為這個辭掉了工作，原因是于建嶸將這些畫擺在家里，“太害怕了。”

　　一直以來，于建嶸都在為社會底層說話。2001年，他只身一人，夾著一個破包，沿著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路線，依次走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縣農村，前后歷時20個月，寫出博士論文《岳村政治》。此書一經商務印書館推出，立即震動了學術界。同年，他又將目光投向了萍鄉安源煤礦，那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一面旗幟。當年，5月1日，他第一次進入安源煤礦，到2003年，他已經訪問了近千名煤礦工人，并被工人們稱為“礦長”。這位戴著眼鏡的“礦長”手腳并用，爬到了條件最差的總平巷采煤面，成為安源煤礦第一位下井博士。對此他說：“我不下去，怎么能知道在最底下采煤的都是農民臨時工呢？我坐在煤堆里，不知是勞累還是心憂，也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一個勁地往下流。”

　　我怎么

　　給官員上課

　　對話

　　“告全國各地正在拆農民房子的執政者：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0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充分尊重農民意愿，涉及村莊撤并等方面的土地整治，必須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自主決定，不得強拆強建。嚴禁違法調整、收回和強迫流轉農民承包地。堅決防止違背農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樓等現象。”這是于建嶸最近的一篇微博。

　　關注社會底層，于建嶸近年來也開始給官員們講課，講課的內容很多都涉及“拆”。對此他在微博上這樣表達自己的情懷：保護好我們父老鄉親的家園，我們的心靈才有歸宿。

　　給官員講課，于建嶸一開始也不是太熱心，因為他覺得研究農村問題，就該踏踏實實地多去一些地方去研究，去和農民朋友們聊聊天。那么，他又是怎么開始給官員們講課的呢——

　　記者：是哪一件事情促使你去給官員們講課？

　　于建嶸：當時是在2009年一次中央黨校的課堂上。那次課程安排純屬偶然，圍繞“社會穩定與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題。我當時面對幾十名省部級高官，一樁樁擺出楊佳、鄧玉嬌等事件的時候，明顯感到聽眾的情緒不一樣了。下課了，官員們呼啦一圈圍上來，爭論得很是熱烈。還有一次，是在上海浦東干部學院給60多個縣委書記講課，他們站起來三次給我鼓掌。我覺得很受鼓舞，也覺得這是一種了解解析社會的方式。從此就講開了。

　　記者：你給官員們都講些什么？

　　于建嶸：基本上我講的就兩點，一個是“講人話”，一個是“講事實”。比如我會講“我知道你們怎么抓人的”，他們在下面就會嘿嘿一笑。基本上我會講他們做了什么，他們不應該這么做，為什么不應該這么做。我不會給他們講大道理，講大道理他們會打瞌睡。

　　記者：有沒有一些地方請你去，你不愿意去講的？

　　于建嶸：這是有的，江西撫州發生宜黃事件后，他們多次請我，我都不愿意去。觀念不一樣，到那里也是白講。他們來請，我也不去，要那兩塊錢干什么，我又不愁吃不愁穿的。

　　記者：每一次講課，都能達到效果嗎？

　　于建嶸：我就說個事情，有一次我到遼寧一個城市去講課，一講完，他們的宣傳干部就發愁地問，這講課內容怎么宣傳報道啊？有一次去另外一個城市，我講了三個小時，后來報紙上就登了一句話，說于建嶸到此講課了，別的都和我沒關系了。

　　記者：講這么多課，你覺著經濟發達地區的官員和經濟落后地區官員的觀念有什么不同嗎？

　　于建嶸：我覺得倒是沒什么區別，畢竟現在信息這么發達，都是互通的。 文并攝 J180

　　于教授語錄

　　于建嶸的研究總有一些內容發人深省，在此摘錄——

　　-底層知識青年

　　“底層知識青年”與農民工最大的區別在于預期值不一樣，兩者存在認知上比較大的差別。對于絕大多數“底層知識青年”而言，他會想到腐敗問題，會進行利益比較，例如自己的同班同學，有的人活得比自己好;比如進一個機關事業單位，你可以進去，我不能進去，這里可能存在腐敗問題。他會進行比較，會去追問這個制度上的問題。長此以往，他們可能會對人生冷漠，對社會不滿，產生強烈的對立意識及情緒。如今，建立社會心理發現和干預渠道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心理引導必須重點強調。

　　-政績共同體

　　在回答新華社記者訪問時，我提到，當前要特別注意政績共同體。為了共同的政績，官員們相互勾結，狼狽為奸，肆意破壞法制，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這種政績共同體背后雖是利益，但這種利益比直接的經濟利益要隱蔽，所以上級更容易出面為下級開脫，下級也就表現得更為理直氣壯。政績共同體更多地表現在上下級執政者之間。下級官員的政績都是上級官員政績的組成部分。下級官員拼命搞政績，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討好上級官員的一種明確的表示。因此，上級官員就會對下級官員的某些明顯違法亂紀的行為表示一定的理解甚至縱容。下級官員只要能掌握這種平衡，就會獲得提拔這類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