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楊成：重構歐洲“認同范圍”？ 烏克蘭危機的深層文化結構

　　中新社北京3月12日電 題：重構歐洲“認同范圍”？烏克蘭危機的深層文化結構

　　作者 楊成 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

　　一般認為，俄羅斯當前在烏克蘭展開的“特別軍事行動”，是俄羅斯基于冷戰結束后美國及北約罔顧俄羅斯安全利益步步東擴，而導致其采取的以攻代守的預防性外交；是西方與俄羅斯爭奪“勢力范圍”的必然結果，具備雙向的“沖擊-反應”特征，從而注定本次烏克蘭危機無論以什么結果收場，俄羅斯和西方都將再度深陷結構性對抗而難以緩和。

　　這種基于以零和博弈為核心的大國地緣政治解讀有其合理之處，但烏克蘭危機的復雜性在于它不僅體現為俄羅斯與美西方的摩擦、沖突與對抗。這確實是延續八年之久且最終從代理人戰爭轉向俄烏兩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兄弟鬩墻的關鍵內容，但絕不是它的全部。相反，俄羅斯的歷史觀及俄烏兩國在蘇聯解體后不同的民族構建、國家構建及地區構建理念，可能才是導致這一悲劇的深層原因。

　　在2月21日簽署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的總統令后發表的長篇電視講話中，普京系統地闡述了他對烏克蘭問題的看法。在其敘事框架中，蘇聯解體的物理進程已經在戈爾巴喬夫以首任總統和末任總統的雙重身份宣布辭去這一職務的1991年12月25日結束，但其心理進程遠未終結，至今仍深刻影響俄羅斯與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前加盟共和國的復雜關系。作為“蘇聯解體綜合征”的一部分，普京此時此刻已經放棄“獨聯體的成立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文明離婚的結果”這一早期論斷，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回到決定蘇聯歷史命運的關鍵節點和現場。

　　因為，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國領導人1991年12月8日以蘇聯創始成員國決定簽署宣告蘇聯作為一個國際法和地緣政治主體不復存在的別洛韋日協定前，葉利欽還在反復勸說烏克蘭同意與其共建一個斯拉夫三國聯盟。但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最終拒絕了葉利欽的提議，由此，兩國進入了圍繞“獨立”和“聯合”長期糾結的階段，并最終誘發了2014年和當下的深刻危機。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烏克蘭在俄羅斯精英的認知地圖中一直都占據著獨一無二的角色，是事關其文明身份的核心要素。這不僅是因為基輔羅斯一直被當作當代俄羅斯的歷史源頭，更重要的是，俄羅斯成為對歐洲事務具有重要影響的帝國的過程與其向西“移動”并獲得第聶伯河左岸烏克蘭人的“自愿加入”有密切關聯。此后，烏克蘭不僅是俄羅斯與西方在空間意義上的連接點，也是二者在時間意義上的匯合點，是俄羅斯試圖克服被保加利亞歷史學家瑪麗亞·托多羅娃稱為“同一區域內相對同步性”，即俄羅斯和歐洲的現代化在時間上的差異而獲得核心大國地位的重要支撐。

　　烏克蘭作為俄羅斯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及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在俄西方互動中既起到連接作用，又起到分割作用；既使之接近，又使之疏離；既造成沖突，又促進聯合；既推動可能的一體化，又有分化趨向。在很大程度上，帝國意識、大國雄心以及控制親屬族裔烏克蘭的思路一直是俄羅斯保有大國地位的關鍵，這已經進入了俄羅斯精英的潛意識。

　　因此，在莫斯科看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自我認同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彼此互為“內部他者”。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不僅是外交，甚至也不單是內政的延續，而是基于共同歷史、共同文化、共同記憶仍在進行中的俄羅斯國家身份構建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在此意義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訴求超出了簡單的地緣政治邏輯。其并非俄羅斯和北約以及俄美關系在歐亞地區的直接投射，而是為了首先獲得有別于“勢力范圍”的“認同范圍”。一旦被烏克蘭和西方承認，俄羅斯將獲得遠非在大國博弈框架內可變的“勢力范圍”的長期利益。因而，俄羅斯與烏克蘭在身份認同領域的控制與反控制之爭，在某種程度上，至少和俄西方的地緣政治爭奪同等重要。故此，美國舊金山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安德烈·齊甘科夫一再強調，烏克蘭因為事關俄羅斯的“文明利益”而成為普京最后堅守的底線。

　　正因如此，普京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也與俄羅斯對西方文明所持認知的變化有很大關聯。自彼得大帝推動以關鍵領域“歐洲化”為核心的現代化改革以來，俄羅斯曾經長時期向歐洲學習并試圖趕超后者。具有德意志血統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7年自豪地向世界宣示俄羅斯的歐洲國家身份。

　　盡管歷史上不乏將俄羅斯視為獨立的“文化歷史類型”的本土力量，將俄羅斯想象為“中間世界”并最終在歐亞主義思潮興起過程中確立了俄羅斯即歐亞的身份。但總的來說，成為歐洲文明核心成員一直是俄羅斯孜孜以求的目標。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晚期積極倡導“歐洲共同家園”，葉利欽同樣一度主張“重新加入歐洲文明”，普京自執政的頭兩個總統任期內曾多次強調俄羅斯的歐洲大國身份，并致力于構建俄歐經濟、自由與法制、外部安全和科教四個統一空間。應該說，此時的俄羅斯存有借助歐盟獲得被歐洲包容的“大歐洲”思想，以對沖北約東擴給俄羅斯帶來的安全威脅，并使俄北約矛盾被共同的歐洲身份緩解乃至消除。

　　關鍵的轉折點在2012年。普京通過和梅德韋杰夫“王車易位”的方式重返克里姆林宮，被美西方普遍視為俄羅斯與歐洲的精神疏離，也因而構成了對本就不夠緊密的合作關系的極大挑戰。在美國、北約和歐盟看來，西方成為西方的關鍵是經歷了高度認同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創造、《圣經》的倫理學和末世論革命、11至13世紀的“教皇革命”和以自由民主為主要內涵的類似法國大革命的近代重大民主革命。在此意義上，俄羅斯是一個非典型的西方，甚至處于西方文明的邊緣地帶。

　　2014年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版圖，系統性地改變了俄西方關系。此時，構建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歐洲”的路徑走進了死胡同，莫斯科開始尋求重塑一個從圣彼得堡到上海的“大亞洲”，最終鎖定了回歸歐亞主義的“大歐亞”方案。正是在克里米亞危機后，俄羅斯精英學者加大了對自詡為規范性權力的歐盟對俄說教的批評，認為歐俄之間的師徒關系已不復存在。

　　2016年英國開始脫歐，給在后冷戰時期視為樣板工程的歐洲一體化帶來了巨大沖擊，俄羅斯據此對歐洲文明的批評也進入了高潮。在當年的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年會上，普京在和與會外國政要及各國知名學者的對話中，暗示歐洲(西方)文明已死，只有信奉保守主義的俄羅斯能夠拯救歐洲與世界。

　　至此，俄羅斯官方對歐洲的看法在普京執政以來快速地實現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在普京最新的地理想象里，俄羅斯才是“真正的歐洲”，而歐盟反而成了“假歐洲”，從而將歐洲視為俄羅斯主導的“大歐亞”的邊緣地帶。

　　2021年美國倉皇從阿富汗撤軍，進一步鞏固了俄羅斯的戰略判斷，即西方在“資本主義普遍危機”條件下正快速“衰敗”。俄羅斯必須抓住“機會窗口”砸碎橫亙于歐洲大陸上對俄不利的舊制度。換而言之，莫斯科認為拿回烏克蘭正是鞏固俄羅斯“文明自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為病入膏肓的西方提供救治方案的必由之路。

　　然而，普京基于俄羅斯中心主義的文明敘事謀求構建近年來他頻繁提及的“俄羅斯世界”并非易事。從本次俄烏戰事的進展現狀看，俄羅斯想要達成的“認同范圍”在“勢力范圍”這一地緣政治核心命題的沖擊下，至少呈現出較大的不確定性。如果烏克蘭未能按俄羅斯預期那樣，放棄對克里米亞的主權聲索且同意成為中立國，俄羅斯就能用自己的文明認同消解蘇聯解體三十年來日益強化的烏克蘭獨立身份嗎？歐盟同意緊急審議烏克蘭的成員國資格，再次把“歐洲世界”和“俄羅斯世界”的對立提上日程。俄羅斯有可能以歐盟威脅俄羅斯安全為由重構歐洲的認同范圍嗎？

　　更關鍵的是，普京認為烏克蘭沒有獨立國家合法性，其話語體系源頭實際上是帝俄時期的大小俄羅斯分野。這種超越民族主義的想象共同體，在烏克蘭人看來恰恰是其被強加的一種不平等權力結構。而且，一旦涉及區分誰主誰從等核心命題，俄羅斯奉行的不是帝國而是民族主義的理念。這也是為什么普京需要用帝國龐大空間內俄烏民族的同一性包裝彼此的關系，但涉及到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或者克里米亞等問題的時候，普京就又退回了維護俄羅斯人利益的民族主義立場。對于整個后蘇聯空間內的新興獨立國家來說，如何回應普京建立新的“認同范圍”的努力，已經變得十分迫切。(完)

　　作者簡介：

　　楊成，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上海外國語大學國別與區域研究交叉學科負責人，新亞歐區域國別研究學科創新引智基地主任，國家民委“一帶一路”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上合組織與跨歐亞一體化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中國中俄關系史學會常務理事、黑龍江大學中俄全面戰略協作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等。現為五種國外學術刊物的國際編委。已發表中、英、俄、法、德、日等文字的論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