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一小”世界級難題，中日韓歐都怎么破？

　　當“老齡化”伴隨“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國家面臨的世界性難題。

　　2021年的中國經濟數據顯示，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2億，占全國人口的14.2%，已達到“中度老齡化社會”的指標。

　　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遇到“銀發浪潮”，如何將“老年負擔”變“長壽紅利”，這是中國必須攻克的大課題。

　　環視全球，西歐是最早開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地區，而亞洲國家中，日本、韓國都有應對老齡化的豐富經驗，東西方社會可以給中國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東西問·中外對話”邀請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林玲子，韓國東國大學原社會學教授、中國研究所所長金益基，荷蘭鹿特丹伊拉斯謨大學和荷蘭跨學科人口研究院(NIDI)訪問學者、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齡化中心主任貝斯圖與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杜鵬展開對話。

　　專家們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會負擔，而是巨大的社會資源。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數量決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發人力潛能。中國需要適應新的人口現實，充分利用所擁有的人力資源，釋放社會中人口的全部潛力，從依靠“人口紅利”轉向收獲“人才紅利”。

　　對話實錄摘編如下：

　　與人口數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鵬：對于老齡化，中國輿論中出現了對人口撫養比和經濟增長動力削弱的憂慮情緒。在人口政策調整和社會配套跟進方面，日韓兩國有什么需要特別提醒中國的經驗之談？

　　林玲子：社會經濟發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數量決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發揮人力潛能。一個能夠充分發揮現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單純的人口數量更重要。亞洲國家必須適應逐漸增多的老年人口，從而相應地調整政策。

　　金益基：韓國社會已經歷過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口變化的主要階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開始下降?，F代化、社會經濟發展、人口計生政策等社會經濟因素都對韓國人口變化產生了影響。1996年開始，韓國政府改變了政策風向，由限生轉向促生，但這為時已晚，日本和韓國的促生政策都沒有收到實效。

資料圖：韓國首爾明洞街頭。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杜鵬：貝斯圖教授在新近的學術論文中認為，如果人力資本得到快速增長，低生育率可能不會對中國未來幾十年的持續發展構成大的障礙。能否概述得出這一結論的過程？

　　貝斯圖：這是基于沃爾夫岡·盧茨提出的“人口新陳代謝”概念得出，即一個人口老齡化社會，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對更高，人們的技能水平相對更高，且人力資本的改善可以轉化為生產力提高，這種人力資本的轉變就可抵消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影響。中國需要適應新的人口結構現實，釋放社會中人口的全部潛力，而不僅僅是創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資源。

　　讓年輕人生孩子，

　　什么才是他們最想要的？

　　杜鵬：應對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國家的經驗大致分三個方面：從產假、育兒假等方面給予時間支持，從津貼、減稅等方面給予經濟支持，從托育照護等方面給予服務支持。從大家的經驗觀察，年輕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時間很長，所以日本一直以來都嘗試著對工作風格、工作方式進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響是新冠疫情帶來的，居家辦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尤其是2021年，結婚率上升了。如果遠程辦公、彈性辦公方式繼續下去，可能會給年輕人創造比較好的條件。除此之外，產假和陪產假，還有諸如津貼等經濟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韓國政府效仿北歐國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韓國政府沒有做到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對男性來說也沒有一個切實有效的環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彈性工作和陪產假都是必不可少的，這也是韓國年輕人最想要的。

　　貝斯圖：工作單位政策必須要和國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同時也要在家庭內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雙方都應在照顧孩子和家務中作出同等貢獻。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與其說是一個生育問題，不如說是社會其他問題的表征。比如年輕人要照顧孩子、父母、伴侶的父母，壓力太大，政府確實想支持生育，但要想達到目標，可能要先在老年護理領域投入資金，去分擔勞動年齡人口肩上的擔子。

　　應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

　　杜鵬：老年人群并非社會的負擔，而是巨大的社會資源。在開發“銀發資源”方面，日韓的經驗能給中國帶來哪些啟示？

　　林玲子：不能認為老年人壽命的延長會帶來社會負擔。日本人口確實是在減少，但預期壽命每年都在延長，這就意味著，增加的老齡人口放緩了整體人口減少的趨勢。傳統意義上的勞動人口確實在減少，但是如果考慮到健康的老人數量在增加，那么實際勞動人口并未大幅減少，我們要做的是促進就業，促進老年人就業。

　　金益基：韓國正制定各種計劃為老年人創造就業機會，制定了各種扶持計劃。我們成立了韓國老年人力開發院，全面統籌相關工作，該機構正致力于為老年人提供適當的就業機會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

　　杜鵬：貝斯圖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寫到，中國要適應人口格局的巨大變化，逐步從依靠“人口紅利”轉向收獲“人才紅利”。西歐國家在這方面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可供中國借鑒？

　　貝斯圖：每當討論老齡化帶來的負擔時，我們必須準確地定義“負擔”所代表的實際含義。我之所以談到這種人力資本紅利，是因為如今的年輕人與50、60、70年前的年輕人有很大不同。他們所掌握的技能、面臨的機遇，如果被轉化為更高的生產力，實際上就可以產生這種紅利。我們應該考慮如何改進勞動力市場的整體結構，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歲以上的人群割裂出來看待。

　　如何讓人們接受“延遲退休”？

　　杜鵬：當前，“延遲退休”是中國社會熱度較高的話題，其他一些國家也同樣面臨這一問題，如何在全社會達成延遲退休的共識？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貝斯圖：在英國，退休和養老金之間的聯系已不那么緊密，沒有所謂的退休年齡。你的公司不能強迫你在60歲或65歲，或其他任何年齡離職，除非有一些非常具體的正當理由。這與養老金年齡不同，領取養老金的年齡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選擇退休，選擇離職，但你無法在特定年齡之前領取養老金。這可以防止人們在他們真正想離職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們說這會剝奪年輕人的工作，讓人工作到六七十歲會增加年輕人口的失業率，但我認為這種說法缺乏證據，我們應該考慮人們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如何承擔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們必須區分退休年齡和領取養老金年齡。日本正將養老金領取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但我們決定不再往后延遲，因為保持養老金體系可持續性很重要，這樣人們才會信任它。目前，我們可以選擇從70或75歲開始領取養老金，如果延遲領取，獲得的養老金會更多。

　　至于退休年齡，必須讓它變得靈活，這樣未來工作市場才能更靈活。我們可以為人生設立一個“第一工作階段”，從20多歲到50歲，這個階段，我們會結婚生子。到了50歲，孩子長大成人，就可以開啟“第二工作階段”，從50歲開始積累新的經驗。我們可以工作到60歲或70歲以后，甚至80歲或100歲。這種退休年齡的設定是創造新型社會或適老社會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