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張國剛：東西文明以何種路徑才能走得更近？

　　中新社北京12月20日電 題：張國剛：東西文明以何種路徑才能走得更近？

　　作者 邱藝寧

　　在中國人的天下秩序中，“西方”具有特別意義。從單純的地理指代到其文化內涵的加重，從古絲綢之路發達的商貿往來到近代西學東漸，中華文明的發展從來都伴隨著東西文明的交流與互鑒，其間有主動、有被迫。然而今天，一些觀點認為，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甚至勢同水火，中國的崛起被視作“霸權主義”信號。從歷史的脈絡去尋找，我們該如何回應“文明沖突”學說？東西文明以何種路徑才能走得更近？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國剛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深入解讀。

　　中新社記者：縱觀人類發展軌跡，不同文明的產生是否存在必然聯系？早期的東西方文明是如何相遇的？

　　張國剛：現代人類先祖在能人、匠人階段分三次走出非洲，并進入亞洲和歐洲。到距今25萬年的舊石器時代，人類進入智人階段，分化為不同膚色和體型的群體，并從文化上逐漸分道揚鑣。公元前12000至10000年，隨著地球氣候轉暖，農業革命推動了人類古文明的誕生。同源的人類有著相同的智力原理，因此人類在各地創造的物質文明既具有根本上、宏觀上的相似性，又在工藝、性質、用料等方面表現出區域性和差異性。

　　公元前1000至前2000年，歐亞大陸的東西方古文明在游牧民族遷徙推動下出現過一次大規模的交流。最早的東西方文明互動部分發軔于古印歐人，他們一支侵入兩河流域，一支向東南地區侵入印度，還有一支經中亞地區遷徙到中國北方。大遷徙帶來沖擊、也帶來新變化，各文明相互交流、汲取、融合，在戰爭與和平交替中成長。

　　中新社記者：中西文明交流的歷史，也是雙方互相認識的過程，中西文明交流可以劃分為哪幾個歷史階段？

　　張國剛：人類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動肇始于莽原時代，礙于自然條件，其規模和形式都受很大限制。進入文明社會，特別是國家誕生以后，文明的交流互動更多受到政權、經濟社會等多重因素影響。在此過程中，中國對“西方”的認識也產生了漸進式的改變。

　　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外交往的熱情與路徑也是不一樣的。傳統中國與西方文明的交流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

　　15世紀以前為第一個時段，可稱為古典時期。這一時段中國長期在經濟、科學等領域領先于周邊國家，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始終處于比較主動的、強勢的地位。自兩漢時期開始，東西打通直接聯系通道，物質文化交流接踵而至。

　　1500至1800年間的三個世紀可算作第二個時段，即晚明和前清歷史時期。新航線的開辟，使中西交往的內容擴展到宗教、科技、藝術、思想、政治等層面，內容更加完整。這一時段，中國與西方在政治上處于對等地位，西方文化的東漸和中國文化的西傳保持互惠格局。

　　鴉片戰爭前后到1949年可算作第三個時段，即近代時期，中國處于被動的、弱勢的地位。

　　中新社記者：您曾在著作中提出，中西文明是真正的兩個異質文明，如何理解？各文明存在差異性的同時是否也擁有共性？

　　張國剛：古羅馬時代，地中海周邊的海陸通道都是暢達的；西亞歐大陸乃至南亞地區、北非地區，自古以來交往密切。只有遙遠的中國，因為高山、大漠阻隔，處在相對獨立的地理區域，發展出獨特的中華文明。對于西方世界而言，真正具有“他者”異質的東方，是在天山以東的中國。天山以西的所有文明實體都具有某種共同的歷史、宗教、語言、戰爭方面的聯系，共同映襯出中國文明的獨特性。但差異性不代表沒有共性。

　　實際上各文明的共同特點都是解決人與自然、人與神、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簡單來說就是人世間的利益既沖突又聯系，所以需要治理。在治理過程中，西方強調個體權利、自治和自由；中國更注重群體利益、集體觀念，約束個體權利。不同的治理傾向是長期歷史傳統作用的結果，中西方在人類文明諸元素的排列組合上選擇了不同路徑，優先考慮事項會有所差別，但終極目標都是解決人類的生存發展問題，不斷提升生活品質，使人與自然、社會關系更加和諧。

　　中新社記者：您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到過文明互鑒的過程存在“郢書燕說”式的解讀，這種以自我需求為導向的相互影響是如何作用于中西文明交流史的？

　　張國剛：“郢書燕說”即指選擇式的解讀或“誤讀”，歷史中比比皆是。某種文明對外來文明的吸收借鑒，進而加以創造性轉化，豐富本土文明的內涵、也將本土文明推向新的發展階段。

　　對外來文明而言，本土文明對其中某些元素的選擇和借鑒過程，彰顯了這種外來文明蘊含的不同于原生方向的可能性，這也是對其超越時空價值的文明元素的發現和提示。

　　需求是影響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就佛教來說，釋迦牟尼的本生故事在中國被強化了“孝”的內容，唐末五代，中國佛教徒編纂出“二十四孝”的故事；印度禪學在中國被發展成佛教禪宗。元雜劇《趙氏孤兒》被伏爾泰改編成《中國孤兒》，所要表達的道德訴求契合歐洲社會的需要，與同時代的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表達的訴求一致。古代中國的編年史以伏羲為始祖，歐洲啟蒙思想家從中發現了挑戰天主教權威的有利證據，從而采信并加以發揮。

　　商品也是一樣。明清兩代，西方對中國的瓷器有需求，瓷器及其生產技術傳到西方，被接受消化且制造出比中國更高質量的瓷器。指南針是中國發明的，但西方人把指南針改造成航海羅盤；到清朝，中國又把羅盤引進過來。

　　文明之間有流動，接受方有需求才交流。各文明的不同經驗在被解讀后，通常會加入自己的現實需要，這是一種借鑒及改造，起到本土化、工具化的作用。今天再講“郢書燕說”是希望給大家一個警示，對西方經驗百分之百地照搬行不通，需要加以改造，為我所用、為我能用、為我適用。

　　中新社記者：今天，地球已成為一個村落，各文明如何通過交流互鑒從而實現彼此認可、共融？所謂“天下大同”，您認為，如果當今世界有共同價值的話，那是什么？

　　張國剛：由于西方率先進入工業化，近幾百年來，西方文明呈現出強勢特征。但世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掙扎在貧窮和落后狀態，說明西方文明不可能完全解決人類面臨的發展問題。

　　不同文明各有特色，共存而互補；世界不可能統一于某一種文明。從現實層面講，在西方文明之外，需要有一種特征的文明打破一段時間以來不對稱的狀態。不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中華文明能幫助達到平衡。人類文明向前發展需要有更多的思路，需要更多的包容性。

　　中國幫助14億人實現全面脫貧并走向現代化，這是屬于人類文明的一大成就。中國的強國夢從來不是尋求霸權主義，而是解決世界的平衡問題，幫助人類實現共同富裕。

　　尊重彼此的文明特性，一要改變思想觀念：世界在變化，不要故步自封、自以為是。二要改革：西方需要解決意識形態紛爭、民粹主義等問題，中國則要進一步完善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及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些理念在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也有表達。構成互補、互相平衡，這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意義所在。(完)

　　受訪者簡介：

　　張國剛，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作為德國洪堡學者、漢堡大學研究員和特里爾大學教授，在歐洲從事歐洲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十余年。歷任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等職。近著有《中西文化關系通史》《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文明的邊疆：從遠古到近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