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二)之五：短評：“實事求是”為何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基因？

　　中新社北京1月27日電 題：“實事求是”為何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基因？

　　中新社記者 文龍杰

　　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范。

　　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人們似可看到，“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句話非常像中國人所說的“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正是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才實現從“治學”“哲學”到“科學”的嬗變與升華；也正是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才實現了創造性發展。

　　縱覽中國古代思想史，“實事求是”是貫穿其間的一條重要脈絡，其最早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講的是河間獻王嚴謹務實的治學態度。

　　“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即求得事之本真。唐初貞觀年間，經學家顏師古對該詞的注解，為其注入了“得實”與“求是”的方法論內涵。

　　到南宋朱熹，“是”則被賦予“理”的涵義，“當于理則是，背于理則非”。戴震在《原善》中評價程顥、張載、朱熹說“三君子皆志圣賢之志者也，其學本夫求是心”。“是”即“理”，指內在規律，所謂格物窮理而致知。由此，“求是”獲得了認識論意義上的哲學內涵。

　　清代乾嘉學派雖將“實事求是”作為考據學方法，但與“格物致知”結合所凸顯出的認識論意義已是“春色滿園關不住”，而這尤受湘派學人推崇。如，曾國藩強調，“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

　　此后，“實事求是”成為湘學重鎮岳麓書院的“訓”與“旨”。1917年，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遷入岳麓書院辦學，時任校長賓步程手書“實事求是”懸掛于岳麓書院講堂，引導學子從事實出發、追求真理。曾直言“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的青年毛澤東，此時(1916-1919年)寓居岳麓書院半學齋更是得此一脈親炙。

　　師古而不泥古，投身革命與救亡后的毛澤東通過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科學結合，對“實事求是”進行偉大改造。從《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對本本主義》到《改造我們的學習》，“實事求是”思想的科學內涵逐漸清晰：“‘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將“實事求是”確立為全黨的思想路線。至此，“實事求是”這一古老命題被賦予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內涵，“科學化”為中國共產黨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

　　作為中共帶領人民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實事求是可以說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基因。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價值，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窮盡真理，而是不斷為尋求真理和發展真理開辟道路。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在發生學上清楚的就是，主體所完成的一切建構都是以先前已有的內部條件為前提”，“把給定的東西整合到一個早先就存在的結構中，甚或是按照基本格局形成一個新的結構”。

　　“實事求是”思想正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雙向互動后形成的“新結構”：馬克思主義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賦予其具體化和民族化特色。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其中回顧了堅持實事求是在黨的歷史上的重要作用，指出這是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開拓中完成中國其他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的根本之一。

　　在今天來說，更有力的是，解放思想，匯通諸家，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本身就是“實事求是”這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偉大實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