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拉薩5月23日電 題：西藏布達拉宮北魏合金佛造像何以見證中外文明交流？

　　——專訪西藏布達拉宮管理處文物研究室副研究館員多吉平措

　　中新社記者 趙朗

　　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是布達拉宮年代最早的一批佛造像文物，它們對研究犍陀羅文化與中華文明有怎樣的意義？與藏傳佛教有怎樣的聯系？西藏布達拉宮管理處文物研究室副研究館員多吉平措博士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進行深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布達拉宮“鎮館之寶”之一，北魏合金彌勒佛造像是一座怎樣的文物？

　　多吉平措：這尊北魏合金彌勒佛造像質地為鎏金銅，通高30厘米、底寬13.5厘米，北魏和平三年(公元462年)制。此尊彌勒佛造像結跏趺坐于方形臺座上，頭部高昂，飾渦旋狀發型，頂有高寬的肉髻。面相俊美，大眼細長，神態威嚴。身著袒右肩袈裟，左肩披褊衫，衣質厚重，衣紋寫實。右手舉起結無畏印，左手握住衣角。臺座分兩層，上層為須彌座，四面均以淺浮雕刻仰覆蓮瓣及卷草忍冬紋裝飾。座后刻有“大魏和平三年，歲在癸卯，正月庚子朔廿一日乙未，漁陽郡坊公坎，釋慧旭嵩遂等敬造彌勒圣像。愿一切眾生常仰佛會，悉受法言，塵筑苑絕，其有隨喜者，愿天上苜，三徒地獄惡鬼畜生，速令成佛，攜師高堪”。

　　由于長期在西藏供養，造像臉部、袒露出的胸口及發髻均被涂上泥金，造像五官進行過彩繪開臉。此尊造像造型完美，工藝精細，氣勢恢宏，體現了北方鮮卑民族胸闊健碩的形象特征和文化氣質，也代表了北魏金銅造像的最高藝術水平，是北魏造像“平城模式”的典范之作。

　　與之相媲美的還有同在布達拉宮的釋迦牟尼佛像、旃檀佛立像。從銘文看，分別制于北魏延興三年(公元473年)、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

　　中新社記者：這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為何在布達拉宮眾多文物中地位如此之高？

　　多吉平措：布達拉宮是全世界文物藏量尤其佛造像藏量最豐富的地方之一，大約延續2000多年的相對完整的佛教造像體系保存在此。

　　首先，從現存佛教造像形制看，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是布達拉宮佛造像年代最早的一批。目前世界范圍內所存北魏金銅佛造像數量不多，布達拉宮能有如此數量，難能可貴。

　　其次，佛造像銘文顯示的時間、地點、人物、主題，是完整歷史空間中的故事敘述，對研究中國古代各民族歷史、藝術、宗教、民族交流、佛教中國化歷程等是重要的實物資料。

　　最后，現存北魏合金佛教造像中，相當一部分收藏在國外。國內也有一定數量的藏品，但國內這類文物藏品分布區域相對明確，大多集中在河北、山西、內蒙古等北方地區，北京一些博物館也有部分藏品。地處青藏高原腹心區域的布達拉宮能留下相對數量較多的北魏合金造像，這對研究布達拉宮館藏文物及西藏地方歷史極為重要。

　　中新社記者：這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為何有犍陀羅遺風？當時的北魏與犍陀羅藝術有著怎樣的聯系？

　　多吉平措：古代犍陀羅國現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區，曾是古印度十六國之一。孔雀王朝時期，佛教傳入；貴霜帝國時期，約公元1世紀，佛教文化開始繁榮發展。由于政權更迭等原因，犍陀羅藝術約在公元5世紀愈漸式微。所以，現在人們所稱的犍陀羅藝術，即貴霜帝國時期佛教藝術高度發達的階段。

　　犍陀羅連接著中亞、南亞，所以當時佛造像也受到了古代印度、古代波斯、古希臘羅馬和北方草原等不同文化圈的影響。

　　犍陀羅地區曾是絲綢之路最大的交通驛站之一，其藝術通過絲綢之路也傳入中國北方地區。在北魏時期，佛教得到空前發展。所以，當時中國北方的云岡石窟、麥積山石窟、龍門石窟等地的佛造像可以看到犍陀羅遺風。

　　從年代看，即便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造于當時犍陀羅晚期式微階段，但相隔萬里的北魏時期部分地區因絲綢之路依然受犍陀羅晚期遺風影響。三尊佛造像佛衣褶皺紋路呈U型，線條流暢，身形比例相對夸張，手勢持“無畏”狀等，其中兩尊造像底下的臺座、蓮花紋飾、四柱床座等，均符合犍陀羅晚期風格。

　　彌勒佛像坐臺下的供養人物形象，屬于當時典型的北方草原游牧人形象，頭飾有鮮卑式頭巾或帽子，身著的長袍相比犍陀羅時期同題材形象略有縮短。所以三尊佛造像既有犍陀羅遺風，又有傳入中國北方地區后本地化的創新痕跡。綜合起來看，基本符合犍陀羅晚期佛教造像藝術在北方草原傳承創新的歷史事實。

　　中新社記者：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保存狀況如何？傳到青藏高原后與藏傳佛教又有怎樣的關聯？

　　多吉平措：三尊佛造像獨立完整、裝飾紋樣明顯，銘文題款清晰，保存相當完整。它們均保存在布達拉宮紅宮黎瑪拉康殿(合金殿)內，這里保存著千尊佛教造像，創作年代跨上千年。由時間序列推測，布達拉宮應是佛教造像最完整的收藏空間之一，包含了從早期犍陀羅、斯瓦特、克什米爾、印度、尼泊爾等喜馬拉雅地區的造像及北魏、元代、明代、清代等中國漢地歷代造像，也有西藏各地的精品造像。

　　三尊佛造像如何傳到青藏高原，目前暫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長期供養中，佛造像受到了藏傳佛教文化影響。與其他地方出現的北魏佛造像相比，三尊佛造像發髻均有涂藍，臉部繪出了眉毛、眼睛、嘴唇，這在宗教儀軌中被稱作涂金、開臉，是藏傳佛教特有的供養形式。

　　公元8世紀赤松德贊建造的桑耶寺，寺藏文獻記載有這類佛造像的泥金儀軌，尤其在11世紀后，這一供養方式更為普遍。開臉、裝藏是藏傳佛教造像制造和供養必須的一道工序，經此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佛像。

　　中新社記者：受犍陀羅藝術影響的北魏合金佛造像對研究藏傳佛教文化交流有何意義？

　　多吉平措：犍陀羅藝術傳入中國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經北方絲綢之路，從現今新疆等地傳入；另一條是沿著印度河經過西藏西部進入青藏高原。

　　從青藏高原傳入佛教的不同階段來看，早期受西部喜馬拉雅地區的影響更多，大量佛教造像、唐卡等藝術表現形式以及貝葉經為主的佛教典籍等來自喜馬拉雅地區。自明代，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進一步增強，尤其文化互動頗為頻繁。在明朝中央政府“多封眾建”政策下，西藏地方的佛教文化受漢地影響更密切。目前，除布達拉宮，在大昭寺、薩迦寺、哲蚌寺、扎什倫布寺等寺院也藏有數量龐大的元、明、清各朝代宮廷佛教造像和其它珍貴文物。

　　西藏現存文物中能找到大量明朝中央賞賜給西藏地方的佛造像等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明代永宣時期造像，這也成為當下全世界收藏和研究的熱門。但其藏量有限，除國外收藏，國內主要集中在故宮博物院、首都博物館等地，布達拉宮所藏數量也不少。如布達拉宮館藏精品文物大明永樂款觀音銅鎏金像，目前全世界僅發現兩尊，另一尊在哲蚌寺，屬國家一級文物，是永宣造像中的精品。此外，布達拉宮所存永樂畫像全世界也僅有一幅，目前正在北京故宮展出；還有整套永樂版《甘珠爾》，也是當時的重要文物。

　　以這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為代表的西藏眾多館藏文物的傳入直接證明，西藏自古以來并非孤立自封，而是與內地各族人民頻繁往來，青藏高原與外界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渠道多樣。這對研究藏傳佛教文化全貌、西藏地方與周邊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及佛教中國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多吉平措，歷史學博士，藝術學博士后，現任布達拉宮管理處文物研究室副研究館員，西藏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西藏大學工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西藏倉央嘉措文化研究協會副會長等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