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長沙6月26日電 題：長沙吳簡為何對東亞文化圈具特別吸引力？

　　——專訪長沙簡牘博物館館長李鄂權

　　作者 白祖偕 向一鵬

　　長沙市五一廣場走馬樓古井中出土的10萬余枚三國孫吳紀年簡牘，一直受到海內外關注。該批簡牘為吳國孫權時期長沙郡及所屬縣(侯國)的文書檔案，是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獻的重大考古發現之一。

　　為研究、保護這批發現于1996年的簡牘，湖南省專門建設了長沙簡牘博物館。現在這些簡牘的整理、研究情況如何？為何對東亞文化圈極具吸引力？長沙簡牘博物館館長、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李鄂權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走馬樓吳簡涉及哪些內容？為何會在長沙出土數量如此之多的吳簡？

　　李鄂權：走馬樓J22號古井中出土的10萬余枚三國孫吳紀年簡牘，包括木簡、竹簡、木牘、簽牌和封檢等，其內容可大致分為經濟文書、司法文書、民籍、賬簿及名刺等類，涉及三國孫吳黃武元年至嘉禾六年間(約公元222年至237年)長沙郡臨湘縣(今長沙)的鄉里丘行政區劃、賦稅租調、吏民戶籍、田畝制度、司法審判、軍事調度等，完整、準確、集中地反映了三國時期孫吳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百姓生活等社會基本面貌。

　　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繼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敦煌文書之后，在古代文獻資料出土方面又一次重大發現。簡牘出土數量超過此前全國已出土古代簡牘的總和。此后，在中國南方，尤其是湖南地區古代官署內外的古井中，又陸續發現了許多簡牘。

　　大量吳簡集中填埋、一次性棄置于井中應屬有意為之。廢棄后的古井常被用作傾倒垃圾、填埋廢棄物的地方。據史書記載，每隔一定時期，政府都要對人口進行重新登記造冊、分配土地。新的文檔出來，舊的文檔就要進行廢棄處理，但舊文檔不能隨意丟棄，必須做到“到期失效，慎重處置”。那么，將其掩埋于廢棄的井窖之中是最好的處置辦法。

　　中新社記者：在走馬樓吳簡中能找到哪些“熟人”“熟事”？從這些簡牘中，我們可了解到怎樣的三國歷史？

　　李鄂權：吳簡中，能清晰辨認出姓名并與《三國志·吳書》中的記載相對應的，有“長沙桓王孫策”“太常潘濬”“臨湘侯步騭”“鎮南將軍呂岱”“中書校事呂壹”等。

　　吳簡也可讓我們，一窺三國時期長沙郡臨湘縣的政府運轉情況及百姓生活狀況。其中，有大量以戶為單位，記載著當時人們的姓名、性別、年齡的名籍，他們并非是正史列傳中出現的著名人物，而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眾。這些原始資料比起傳世文獻，更接近當時的社會原貌。

　　還有被稱為“嘉禾吏民田家莂”的木片。它們長約50厘米、寬2.6至5.5厘米不等，是記錄租種土地繳納田賦的木牘。記載了孫吳長沙郡臨湘縣佃戶租佃土地的數量及須向官府繳納錢糧、布匹等賦稅的數額，以及對弱勢群體的優惠政策。

　　此外，吳簡中還記載了買鐵器需登記、人口可以買賣、流行疾病等內容。這些看似是具體日常的瑣碎文字，為我們了解三國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信息內涵。

　　中新社記者：隨著簡帛資料的不斷發現，簡帛學已成為一門國際顯學。走馬樓吳簡的整理、研究情況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果？

　　李鄂權：從這批吳簡出土時起，工作人員經過多年艱辛細致的整理，已完成10萬余枚簡牘清洗揭剝工作，其中有字簡近8萬枚，無字簡牘2萬余枚；繪制吳簡揭剝平面圖6大冊，工作筆記30余本、達100余萬字，為學界對吳簡的復原研究留下了極其寶貴的資料。

　　吳簡的整理出版是吳簡保護的重中之重。近年來，長沙簡牘博物館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故宮博物院等單位合作，邀請胡平生、李均明、王素、羅新、鄔文玲等專家開展整理研究工作。

　　在吳簡的整理釋讀過程中，專家們會對簡牘的拼接、編連的順序等進行調整，有的斷簡可能會拼成一支；有的簡牘可能被編入另外的簡冊。這時，它們除了出土編號外，又有了一個出版編號。在重新編號和出版過程中，我們統計到長沙吳簡中有字的竹簡共73678枚，大木簡2194枚，竹木牘、簽牌375枚，總計76247枚。

　　近年來，這些研究成果被陸續整理出版。目前，長沙簡牘博物館已出版吳簡圖書10卷、29冊，近8萬幅圖版，達200萬字。其中，《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玖)2021年獲得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這是出土文獻類圖書首次獲該榮譽。

　　中新社記者：長沙吳簡吸引了韓國、日本學者的高度關注和認真研究，它對東亞文化圈為何具有如此特別的吸引力？

　　李鄂權：作為漢字的載體，二十世紀以來，簡牘在中國、韓國、日本均有出土。從出土簡牘的年代來看，中國簡牘年代最早，為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4世紀；韓國簡牘其次，為公元6世紀到8世紀；日本簡牘最晚，為公元7世紀中葉以后。對中日韓三國簡牘進行系統認識，探討三國簡牘間的關系和譜系，縷析它們的文化共性和特性，對理解古代東亞國家的形成、漢字文化的傳播與本土化等具有重要意義。

　　以漢字為載體的書寫文化和以漢字為表達手段的儒家思想，自公元前2世紀以來便成為中日韓三國共同的文化要素，也成為東亞簡牘文化的象征。近年來，東亞各國先后出土了許多記載東亞地區文化傳播情況的漢字資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簡牘資料。

　　例如，中日韓三國均出土了《論語》木簡。韓國出土的《論語》書寫在一種多面體木簡——“觚”上；中國雖沒有發現“觚”上書寫的《論語》木簡，但西北邊境地區發現了大量用觚書寫的漢代木牘；日本則出土了書寫有《千字文》的觚。由此可推斷，朝鮮半島的文字文化受到中國漢代書寫方式的影響，后來又將其傳播到日本。

　　簡牘研究是構建東亞古代歷史新認識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之一。雖然中日韓三國出土簡牘有地域和時代差別，但將其置于整個東亞文化背景中進行比較研究，才可能描摹出三個國家文化的譜系和各自特色。

　　長沙走馬樓吳簡出土以后，引起了日、韓等國學術界密切關注。東京成立了吳簡研究會，并定期有吳簡研究專輯出版。日本東京大學，韓國漢城大學、慶北大學的學者定期來長沙觀摩簡牘，交流研究心得。目前國內外共出版吳簡研究專著和論集30余部，發表研究論文700余篇。在長沙召開了三次國際簡牘學術會議，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

　　長沙被譽為“東亞文化之都”，我們有理由利用好這個平臺，將簡牘這一具有特殊吸引力的文化遺產資源，在中日韓學術研究、文物展覽和書法藝術創新等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完)

　　受訪者簡介：

　　李鄂權，文博研究館員，長沙簡牘博物館館長、長沙簡牘研究會會長，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考古與遺址專業委員會委員，湖南省博物館學會常務理事，湖南省考古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