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3日電 題：“創新性”為何是中華民族性格的重要部分？

　　——專訪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院社會學系教授張杰

　　作者 韓禹 安英昭

　　編者按：

　　今年6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8月2日起，中新社“東西問”專欄特別推出“五性”系列策劃，邀請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深入解讀闡釋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該系列共五篇，一天一篇。敬請垂注。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國先秦文獻中的上古君王商湯，如此以“新”自我警醒。中華文明能夠歷經5000多年始終保持生機，正得益于血液里“求新”的民族稟賦。

　　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院社會學系教授張杰。他自1986年負笈美國，此后頻頻往來于中美進行國際學術文化交流。以獨特視角觀察三十余年來中國與海外華人創新發展成就，他認為，無數實例可以證明，創新一直是中華民族性格的重要部分；要改變西方殖民時代以來對中國“守舊落后”的東方主義想象，中國一方面要壯大實力，另一方面要加強溝通，改變東西方認知差異中的既有社會參照。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中國先秦文獻當中很早就出現“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做新民”等表述。在傳統理念中，中華民族對創新持怎樣的看法？

　　張杰：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創新一直是中華民族性格里的重要部分。中華民族一直在創新，五千多年來的文明積淀、當下社會的經濟發展，都是在創新中進行的。創新是進步發展的動力，是中華民族的血液和靈魂。

　　“四大發明”這樣的科技創新，佛教中國化這樣的文化創新，以及文官制度等制度創新，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值得驕傲的創新成就。

　　中新社記者：您從1986年到美國求學，此后頻頻往返于中美之間進行學術文化交流。從海外視角來看，中國三十年來有何創新舉措讓您印象深刻？

　　張杰：最令我感動的有三點，一是2006年中國全面取消農業稅。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創新，極大造福了勞動群眾，尤其是農民的幸福感隨之增強。

　　第二，中國現在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創新。這一創舉是現代化本質精髓與中國本國特點和文化基因的集大成者。實踐檢驗下，中國的制度創新在過去四十多年中，推動了國家快速發展，給人民帶來巨大福祉。我們作為海外的中國人，由衷感到鼓舞。

　　第三是微觀層面的一例。目前社會醫學領域一個公認的事實是，在全世界自殺率上漲的情況下，中國實現了自殺率急劇下降，對全球精神衛生和生命安全健康保護做了巨大貢獻。除了經濟增長、生活水平改善、社會思想的解放發展等宏觀因素外，其實有無數基層的創新舉措在發揮作用。十年前，我經人介紹到河北正定調研，發現一件讓人耳目一新的事——當地的婦聯組織村里的留守婦女舉辦很多活動，大家一起學習、座談、唱歌跳舞，科普一些精神健康知識，在活動中互相給予社會支持，建設溫暖的、讓人有歸屬感的社群共同體。這在西方很難做到，因為中國有自上而下的組織系統。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和精神健康，中國的制度設計是可以做到這種創新的，而且做得非常好。

　　中新社記者：您在美國曾經擔任過華人聯誼會的會長，在美國華人社團廣有聲譽。就您在海外華人社團的經歷，是否有海外華人的創新秉性讓您感到為之一振？

　　張杰：我做過幾年華人聯誼會會長，現在仍然是華人聯誼會的顧問，經常參加當地的華人活動。在美國近四十年，據我的觀察經驗，華人有很強的創新精神。

　　華人不像印度人、越南人那么抱團，但勝在每一個人都很強。在科技公司中，華人最能體現出創新能力：像優步(Uber)、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乃至特斯拉(Tesla)，這些頂尖公司里的技術發展，有很多華人的貢獻。

　　僅以我所在的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院為例，其計算機系華人人才輩出，在科技領域取得很大成就。譬如百度的創始人李彥宏，正是從這里碩士畢業。還有從這里博士畢業的徐雷，他在無人駕駛領域做出很大創新。

　　中新社記者：長久以來，一種文化本質主義的觀點認為，西方先發現代化國家更具創新精神，相較之下東方屬于相對守舊的文明；另一種反殖民主義的批判觀點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東方主義敘事。您認為哪種觀點符合現實？中國現在應當如何面對這種現狀？

　　張杰：這是話語權的問題，話語權是經濟基礎決定的。誰在經濟上占優勢，誰就在文化上占優勢，就有話語權。中國現在雖然經濟飛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話語權還在逐步匹配的過程中。

　　我曾基于中國文化思維特點、吸收西方社會學理論史而提出“社會參照論”，可借以理解此問題。社會參照論有四個命題：第一，認識建立在參照的基礎上；第二，沒有參照就沒有認識；第三，改變參照就改變認識；第四，如果雙方意見相左，多半是持不同的參照。

　　東西方在某些認識上的對立，包括對于創新精神的認識差異，關鍵是參照不一樣。西方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唯一正確的，但中國人有自己的參照，中國人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以各自背景為參照，就產生了這種矛盾。

　　西方一度認定中國落后守舊、沒有創新，所以西方教科書很少講中國的“四大發明”，不講古代東方社會在技術發展、商業貿易、文化創新等方面對人類社會做的巨大貢獻，也鮮少提及中國明代鄭和下西洋這種和平的海上艦隊。這就是西方話語的參照。

　　所以一方面，中國目前要爭取話語權，其基礎就是進一步發展中國的實力，改變認知參照。另一方面，東西方文化一定要溝通，一定要互相了解對方的參照是什么，才能解決矛盾。

　　在美國的學者正是起這種作用。我在美國講課或跟同事聊天時，都是努力做這種工作，把美國人不知道的中國事情告訴他，要改變他的參照。中國從哪里來的，過去怎樣，現在經濟發展是怎么來的……一定要給他們介紹。如今在我的學校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院，有一個中國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Studies)，聚集了一大批愛好中國文化、欣賞中國經濟發展、欣賞中國體制的美國教授。所以我認為交流非常重要，不能閉塞。文化溝通必須互相了解、互相走動。

　　中新社記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日前提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重要命題。在締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應怎樣發揮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張杰：中國的現代化跟西方不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跟西方現代文明不同，這是中華民族文明基因決定的。我從社會理論的角度做一解析。

　　從社會學來看，貫穿人類社會發展始終的一個問題是社會與個體之間的矛盾。有些人認為社會比個體大，有些人認為個體比社會大。這一基本問題的回答可以體現在很多方面，如學術派別的爭論、社會政策的制定、治理模式的確立乃至文明發展的方向。典型體現之一，就是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爭與左右政策搖擺。

　　中華民族在社會與個體之間試圖取得一個相對平衡：中華民族高度注重個體，但個體并不比社會更大。中國實行的很多經濟政策、政治政策、社會政策都是圍繞著這個原則來進行的，是非常成功的，這也應該是中國社會進步、中華民族文明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國社會創新的重要落腳點。

　　從國際社會看，中華文明高度自信，但同時并不認為自己高于其他文明乃至高于全世界。所以中國沒有侵略性，不會欺負人，不霸占別人的土地。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大特征。

　　解決社會和個體之間的矛盾，中國有自己的路。中國要以此為立足點去摸索、發展、創新，發現適于中華民族同時對世界有益的發展規律。(完)

　　受訪者簡介：

　　　　張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資深教授，布法羅州立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紐約州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現兼任中央財經大學特聘教授，原社會發展學院院長及山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