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4日電 題：“統一性”對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有何啟示？

　　作者 馬戎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

　　編者按：

　　今年6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8月2日起，中新社“東西問”專欄特別推出“五性”系列策劃，邀請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深入解讀闡釋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該系列共五篇，一天一篇。敬請垂注。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出當前中國思想理論界所面臨的一個緊迫任務，即在中華文明優秀內涵的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堅定全體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腳踏實地開拓民族復興之路。

　　我們對上述議題的思考，即是中國人在實事求是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認識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歸納了五條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系統性的研究框架，其中之一為“統一性”。那么，統一性如何形成？為何能從根本上決定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以“統一性”的啟示為例，應如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統一性：一體容納多元，多元互動演化成一體

　　中華傳統的“天下觀”“大同觀”認為，世界上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個“天下”體系中，是這個體系的組成部分。天下之人在本源上具有共性，而且在共同面對天地間的洪澇、干旱、地震、時疫等，人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也是相同的，只是各自在血緣、語言、生計、習俗、觀念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正如蘇秉琦先生指出，在“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國的成熟與發展，出現了松散的聯邦式的‘中國’，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想的‘天下’”。《漢書·王吉傳》也記載，“《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這種世界觀完全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叢林法則”。

　　中華民族形成于東亞大陸的中原地區，由于地理環境得天獨厚，形成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工藝水準、文化模式等方面的明顯優勢。形成的族群交往格局是：一方面中原群體對于那些存在差異的群體具有很強的包容力；另一方面周邊群體在與中原群體交往中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吸引，顯示出很強的向心力。

　　在彼此交流與競爭中，一些群體崛起并強盛起來，而另一些群體融進其他群體。正是在這個千年互動的基礎上，一個彼此熟悉、血緣交混、知根知底，分享各自歷史和許多價值倫理共性的族群聯合體逐步浮現出來，這些群體最終在清代被納入一個龐大的政治與文明共同體中。拉薩的唐蕃會盟碑、承德避暑山莊、《五體清文鑒》等，都是這一政治與文明共同體的演進足跡。由漢朝至清朝的一套“二十五史”，使用的核心概念相同、體例相近，詳細記述了中華政治與文明共同體內部兩千多年的族群交匯融合歷程。

　　中華傳統觀念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社會認同的最基本層面淡化各族間的差異，強調不同人群在基本倫理和互動規則方面存在重要共性并完全能夠和睦共處。“一體中容納多元”，是中華民族內部幾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

　　“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一個在多群體互動過程中逐步演化形成的以“多元”為基礎的“一體”。中國歷史上，皇族和政治的主導群體可能來自中原漢人，也可能來自邊緣“蠻夷”族群，但無論哪個群體主政，都毫無例外地延續中華文化體系和朝代傳承。中華文明體系以黃河和長江流域為政治、經濟、文化核心區，以龐大中原人口為主要載體和凝聚核心，在幾千年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不斷吸收周邊群體的人口成分與文化元素，在近代形成一個擁有幾億人口和繁榮經濟的政治實體，這既是以多元一體為結構特征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也是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形成過程和集中體現。

　　這樣的“統一性”，決定了中華民族“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何需要堅定文化自信？

　　回顧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史，由于深感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完全不足以應對西方科技發展，1905年清朝“廢科舉，興學堂”，引進日本教材，聘請洋人教師，允許歐美各國在華建教堂、辦學校，參照歐美學制建立各級學校培養年輕一代中華人才。從那時起，中國自西方國家引入了現代教育制度，并學習西方國家在大學里建立社會科學各基礎性學科知識體系。

　　今天必須承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教育學、新聞學等學科的知識體系與中華傳統文化的知識體系幾無關系，完全是“嫁接式”引進。民國時期中國大學的社會科學教育從核心概念、經典著作、理論框架到研究范式都是照搬歐美學校的思想價值觀和知識體系。

　　20世紀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中國再次啟動“走出去”和“引進來”的對外學術交流，主要對象是美國、歐洲、日本等。今天，在中國高校社會科學各學科占據主導地位的仍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知識話語體系。

　　軟實力建設仍是中國今天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歷史性任務。為了扭轉目前社會科學界由美國和西方學者占據主導地位的局面，必須從兩個方面努力。

　　一是通過大量實證性研究證明，西方概念和理論在分析和解決中國社會現實問題時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國實際情況，其可信度和有效性必須通過長期的實踐來加以證實。

　　二是要系統深入地重新梳理和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延續幾千年并養育了無數代中華兒女的文化土壤，是能夠為21世紀的中國人提供社會科學研究思路和核心信息的重要資源。在新時代切實推動理論創新和實現文化自信，就必須對中國幾千年文明的核心內容和發展歷程進行“再認識”。

　　需要思考的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在救亡圖存、奮發自強的國際競爭過程中，有哪些因素曾影響中華文明的興衰。在梳理和反思過程中，需要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和頑強生命力給予充分肯定，因為中國的發展已是舉世矚目的客觀事實。對于當前思想界的“短板”，就要努力發掘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特質及其在未來的發展潛力，將其補足。

　　以“統一性”的啟示為例，怎樣做新時代文化建設？

　　縱觀中國歷史，無論是中原地區的“華夏”群體，還是周邊地區的“蠻夷”群體，他們各自都是由來自這個東亞大陸生態區內不同地域和不同族源的群體所組成。以中原地區經濟和人口為核心，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在中華大地上的所有群體共同構成了一個彼此頻繁交流、經濟互通有無的統一及多元的政治與文化共同體。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整體及內部各組成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文明和政治學說的影響，被強行納入西式“民族國家”的緊身衣，而且帝國主義為了分化瓦解中華民族，制造了許多“民族”話語，甚至直接出兵強占中國領土，沖擊了原有多元一體結構的完整性。中華民族共同體曾一度面臨解體的危機。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不僅把帝國主義勢力驅除出中華土地，更重新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

　　費孝通先生曾明確指出：“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并不是把56個民族加在一起的總稱。”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一個政治實體，這與歷史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在特質和處理族際關系的傳統智慧是分不開的。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可以為今天中國應如何處理不同民族間的關系、如何看待各民族的發展權益提供許多啟示。中國近年的“扶貧攻堅”“一個民族都不能少”的發展思路，都體現了中華文明傳統對“大同世界”的追求。

　　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幾千年的發展和演變中，通過交往交流交融過程吸收了周邊許多群體的人口及其創造的文化，在史書上曾留有記載的許多族群在這一漫長過程中都融合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之中，而這些群體的傳統文化也演化為中華文化體系中的營養和元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是中華文化傳統的重要特色。

　　今天討論中華傳統文化，不僅包含歷史上融入中華民族的那些古代族群的傳統文化元素，也融匯了今天生活在中國境內56個民族保存的傳統文化及其現代文化創新成果。通過系統和全面地梳理中華傳統文化寶庫，完全有可能使許多蘊育中華古典智慧的思想，在21世紀的現代場景中重新煥發出應有的光彩，造福于14億中華民族全體成員。

　　作者簡介：

　　馬戎，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民族理論學者。1950年3月出生，回族，籍貫上海市，1968-1973年在內蒙古東烏旗插隊。1987年獲布朗大學社會學博士，同年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曾任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社會學系主任，現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研究領域為民族與邊疆發展、教育研究、人口遷移。出版有《民族與社會發展》《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與發展》《民族社會學》《西藏的人口與社會》《社會學的應用研究》《族群、民族與國家構建》《人口遷移與族群交往：內蒙古赤峰調查》《中國民族史和中華共同文化》《中國民族關系現狀與前景》《歷史演進中的中國民族話語》，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