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24日電 題：“全球南方”國家為何掀起淘“金”熱？

　　——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宋微

　　作者 安英昭 崔白露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8月23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合作機制建立17年來，金磚國家合作不斷深化，影響力日益提升，吸引越來越多國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申請加入，掀起淘“金”熱。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宋微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隨著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一批發展中國家崛起，金磚機制越來越成為國際發展合作的主引擎，南南合作獲得強有力支撐，迎來歷史性發展機遇，為全球發展進步注入新動能。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這也是疫情以來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首次恢復線下。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此次會晤有何國際意義？

　　宋微：本次會晤是疫情以來舉行的首次線下會議，回應全球對于發展的核心關切，具有重要國際意義：

　　第一，為非洲大陸創造發展機遇，加強同金磚國家的交流合作。2010年加入金磚國家以來，南非深度參與金磚機制，并從與金磚國家經貿財金合作中共享發展紅利。本次會晤以“金磚與非洲：深化伙伴關系，促進彼此增長，實現可持續發展，加強包容性多邊主義”為主題，給非洲帶來了發展增長的希望和機遇。

　　第二，向“全球南方”國家拓展“金磚+”合作，促進全球發展進步。金磚峰會是金磚國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形式，有利于進一步加強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聯絡、互動、對話及合作，一道探索自主發展模式，平等互鑒發展經驗，實現自身發展同國際社會和平發展的有機統一。

　　第三，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促進公平正義。面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等逆流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弊病，金磚國家致力于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倡導多邊主義，多種方法發展。金磚峰會的召開無疑會提高金磚機制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有利于建設一個更加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

　　中新社記者：此次會晤，金磚國家擴容備受外界關注。相較于其他國際合作機制，金磚機制有何獨特吸引力？金磚擴容有何影響？

　　宋微：相較于其他國際合作機制，金磚機制具有獨特吸引力：

　　一是堅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和原則。金磚國家不是封閉的俱樂部，也不是排外的“小圈子”，而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金磚+”合作模式為擁有不同傳統、文化和語言的國家提供思想理念交流和更加開放、公平的平臺，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與其他國家共享發展機遇。

　　二是切實代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利益。金磚合作機制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的代表性和發言權。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問題頻發——“后殖民統治、雙重標準和忽視發展中國家的關切”，有失公平正義，這讓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迫切希望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進。

　　三是與“全球南方”國家發展建設需求相契合。2015年，金磚國家成立新開發銀行，以滿足發展中國家大多面臨經濟結構轉型、推進工業化進程的大量資金需求，從而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發展。新開發銀行迄今已經批準了320億美元的貸款，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用于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可持續發展項目。

　　而金磚擴容勢必增強機制的代表性和話語權。更多發展中國家的加入，將為金磚合作注入新活力，提升金磚國家的代表性和影響力，有利于發出更強有力的“金磚聲音”，為建立一個更公平公正、有利于全球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提供了可能性。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金磚機制與其他國際合作機制主要有何不同？對完善全球治理而言，金磚機制扮演什么角色？

　　宋微：與其他國際合作機制相比，金磚機制摒棄政治和軍事結盟的老套路，建立結伴不結盟的新關系；超越以意識形態劃線的老思維，走出了相互尊重、共同進步的新道路；超越你輸我贏的老觀念，實踐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新理念。

　　同時，金磚機制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的“兩個第一”：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非西方國家、非發達國家領銜和參與的大國多邊機制；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國集體性崛起旨在尋求和平、合作的大國目標。

　　金磚機制自建立以來秉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精神，持續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致力于解決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分配不均和經濟實力與國際話語權的不匹配等問題，改善治理結構的南北失衡，是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重要力量。

　　中新社記者：中國在金磚機制中發揮何種作用？去年是金磚“中國年”，中國在推動金磚合作和機制建設方面取得哪些重要進展？

　　宋微：作為金磚國家中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中國秉承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理念，與各方共同做大“經濟蛋糕”，讓世界更多國家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去年是金磚“中國年”，在各方積極支持下，中國推動金磚國家合作取得重要進展：

　　一是拓展“金磚+”合作。中國在衛生、環境、發展、教育、人文等領域舉辦多場“金磚+”活動，金磚國家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外長進行對話，此系首次在外長層級舉行“金磚+”外長對話活動，對于拓展金磚國家同其他南方國家的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二是維護和平安全。針對烏克蘭危機不斷發酵，中國積極同其他金磚伙伴溝通協調，發表了關于“應對國際形勢新特點新挑戰 加強金磚國家團結合作”的聯合聲明，共同就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發出客觀公正聲音，提出金磚主張，為反對霸權主義和陣營對抗匯聚金磚力量。

　　三是合作抗擊疫情。公共衛生和疫苗合作是新冠疫情暴發以來金磚合作的重點領域，五國疫苗研發國別中心共同發起《加強疫苗合作，共筑抗疫防線》倡議，提出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公平合理分配，保障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共同提升金磚國家傳染病防控和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四是深化經貿、海關、航天和農業等領域合作。中方發起金磚國家加強供應鏈合作倡議、貿易投資與可持續發展倡議，通過了海關合作與行政互助協定、糧食安全合作戰略等。這些新平臺將極大促進產業鏈供應鏈互聯互通，共同應對減貧、農業、能源、物流等領域挑戰。

　　中新社記者：作為代表新興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多邊合作平臺，金磚合作對于推動南南合作和促進全球發展進步有何意義？

　　宋微：金磚合作走過17年歷程，已經成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的重要平臺。隨著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一批發展中國家崛起，金磚機制越來越成為國際發展合作的主引擎，南南合作獲得強有力支撐，迎來歷史性發展機遇，為全球發展進步注入新動能。

　　第一，金磚機制的開放性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基礎。金磚機制通過2010年吸收南非加入實現首次擴員，成為一個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的南南合作平臺。2017年，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上，中國率先提出“金磚+”合作模式，首次將金磚領導人對話對象從區域國家擴展至全球范圍，至此金磚機制作為南南合作的媒介已比較成熟。

　　第二，金磚金融合作創新為南南合作提供有力支撐。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難以擺脫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根本原因是缺乏發展資金，受制于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發展融資體系。當今國際結算體系依賴美元的弊端愈發明顯，金磚機制推動的投融資合作對南南合作具有現實意義和戰略價值。

　　第三，金磚國家發展進步的經驗知識豐富了南南合作的內涵。中國式現代化取得的發展成就、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既鼓舞了廣大發展中國家自立自強的信心，也提供了治國理政的經驗借鑒。金磚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優勢也有望賦能南南合作，培育發展中國家跨越式發展的增長點，助力“全球南方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宏偉目標。

　　中新社記者：此次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前，部分美西方媒體炒作金磚國家合作“動搖西方世界領導地位”“與西方搞陣營對抗”，金磚機制似乎被塑造為一種西方與非西方、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對壘。您如何回應此類論調？

　　宋微：金磚合作機制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非西方國家、非發達國家領銜和參與的大國多邊機制，對現有機制和國際秩序是會有所影響，但和平與發展一直是金磚國家奉行的要義，“反西方主義”從來就不在金磚國家的議程之中，金磚合作機制是非西方國家自身獨立意識覺醒、自主發展能力提升的證明。

　　實際上，金磚國家領導人宣言多次重申，金磚國家“承諾推動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國際法及包括主權平等和尊重各國領土完整在內的《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更加包容、公平，更具代表性的多極國際體系，在互利合作的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近代歷史上，金磚國家大都有過被殖民、半殖民或者被侵略的國家歷史，因而倍加珍惜當今時代和平發展的主旋律。

　　時至今日，個別發達國家仍抱著舊有的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觀點不放，在參與國際事務中一再宣揚本國例外論、本國優先論，并企圖限制世界上其他國家人民過上好日子。金磚國家勢必會對一些留有發達國家霸權、殖民主義色彩的規則秩序有所不滿，國際秩序的部分改革勢在必行，使全球治理體系更具包容性、代表性和參與性。

　　金磚國家也倡導世界各國摒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抵制單邊主義，跳出零和博弈的思維怪圈，站在全人類的角度，順應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推進國際秩序朝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最理想的狀態是金磚的努力和探索與美西方的調整和糾正相向而行，形成應對全球共同挑戰的合力。(完)

　　受訪者簡介：

　　宋微，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非洲研究、發展援助政策研究。曾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主任、“虹橋國際經濟論壇”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兼任)、國際發展合作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員。先后在《世界經濟與政治》等期刊發表文章50余篇，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網等媒體發表時評300余篇；出版《合作共贏：共建中非命運共同體研究》等學術專著三部、編撰翻譯肯尼亞、尼日利亞、南非等非洲國家政黨制度文獻三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兩項、省部級項目兩項、參與撰寫商務部等單位委托項目三十余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