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7日電 題：世界百年變局 全球發展如何紓困？

　　——專訪聯合國副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副署長徐浩良

　　中新社記者 肖欣 王帆 廖攀 文龍杰

　　1993年，一名來自中國上海的青年進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做實習生，2023年，他履新聯合國副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副署長。從實習生到副秘書長，徐浩良在聯合國系統多個崗位上走過30年職業生涯。他以勤勉、高效的工作，與同事們一道，在世界各地架起發展、合作的橋梁。

　　當前國際局勢發生深刻變化，聯合國將如何回應全球性復雜危機和挑戰？國際社會又該如何支持發展中國家對于實現發展的公正性和可持續性的期待？中國在其中能發揮怎樣的作用？中新社“中國焦點面對面”日前邀請到徐浩良副秘書長與大家分享和解讀。

　　訪談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在聯合國的經歷可以用30、70兩個數字來概括：服務30年，常駐和訪問超過70個國家。能否與我們分享您這30年在聯合國這個最大多邊舞臺上的感受？

　　徐浩良：在我整個職業生涯中，到過很多國家，見過很多高官政要，更與很多底層百姓和弱勢群體相處過。在這些國家，我和同事們一起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比如在東帝汶戰后重建時，幫助他們重建機構、設置政府部門、培訓當地官員；又如，2007年在哈薩克斯坦工作時，協助當地政府制定了2030年長期發展規劃。到目前為止，哈薩克斯坦還在執行這個綱領性文件。對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作為聯合國的中國籍雇員，我是第一個被派到伊斯蘭國家常駐，在伊朗；第一個到戰后重建國家工作，在東帝汶；第一個被任命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地代表和聯合國駐地協調員，在哈薩克斯坦。很多這樣的第一次，令我記憶深刻。

　　作為一個中國人，能夠通過30年的努力，從聯合國的實習生到現在被任命為副秘書長，我感到非常高興。

　　中新社記者：您從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實習生的崗位起步，到今年履新聯合國副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副署長一職，這對您個人意味著什么？您未來一段時間的工作重點是什么？

　　徐浩良：對我個人來講，我感到責任的重大。作為副署長，其中一個特殊任務就是作為“首席風控官員”，要幫助開發計劃署控制所有的風險，包括安全、名譽、運作的可持續性等等各方面，責任非常重大。

　　有幾個工作重點非常重要。現在社會的發展讓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很多問題都是相關的，而不是某一個部門就可以解決的。比如說城鎮化的問題，在有的國家，牽涉到很多部門，城鄉建設部、環境部、農業部、人社部、衛生部等等。

　　現在大家都意識到，如果要解決發展的問題，搞試點只有小范圍的影響，要有全國、全地區甚至全球的影響，一定要把解決問題的方法擴大到一定的規模。我今后工作的重點就是要和我們的同事、和我們的國別辦公室合作，來尋找解決這些復雜問題的方法，能夠保證在足夠大的范圍內起到影響作用。

　　還有一點，現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格局在變化，包括地區組織的出現和重組，都影響到世界格局將來的發展方向。這牽涉到傳統的發展合作模式還適不適應當今形勢的問題。傳統上，有援助國、有受援國，但現在這種概念已經非常模糊，傳統的援助國已經不能給傳統的受援國提供足夠的資金，發展中國家本身也在不斷地發展，傳統援助國能夠提供的援助相對重要性已經減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樣來面對新的變化、組織新的合作方式？也是我在今后一兩年肯定要花比較多精力來關注、尋找解決方法的問題。

　　中新社記者：您在工作中長期關注發展問題。聯合國為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制定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今年9月即將舉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峰會，這也標志著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迎來“中期節點”，在您看來我們取得了哪些重要的進展？

　　徐浩良：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包括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169個子目標。它是在2015年，193個成員國在國家首腦的層面，在聯合國通過決議來實施的。現在已經過了7年半，到了“中點”，取得了很多成績。

　　比如說，很多國家在消除最貧窮的目標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其中，中國的貢獻非常大，中國已經幫助7.7億人口脫貧。在其他領域，比如減少兒童死亡率，減少艾滋病、肝炎等傳染病的傳播方面也取得很大進展。在環境保護方面也取得不少進展，受保護的海洋面積在過去幾年已經增加一倍。

　　有很多好的進展，但還有很多問題。根據聯合國秘書長最新發表的報告，在140個有數據的子目標里面，只有12%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是按計劃進行，所以挑戰非常大。

　　中新社記者：的確，當今國際局勢面臨深刻變化，可持續發展目標向前推進也似乎遇到一些困難。此次峰會上聯合國將如何回應當今全球面臨的復雜問題與挑戰，您對此有何期待？

　　徐浩良：這個問題相當復雜。發展中國家面臨很多挑戰，最大的挑戰是發展融資、如何使用新技術，還有怎么保證(發展中國家)有能力把這些資金、技術使用好。

　　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速度不均衡。根據我們的數據，大概六十幾個國家今年的發展增長速度約為4%，說明在疫情、烏克蘭危機、氣候變化等挑戰下，經濟在慢慢恢復；有65個國家的增速在2%以下，經濟處于低迷狀態，還不能有效地應對危機所造成的影響；還有55個國家增速大概是2%到4%之間，說明它們的經濟在開始尋找方向，在徘徊，也在向前移動。

　　發達國家應對問題的能力非常強。它可以利用貨幣政策、財務政策的手段來調節經濟。比如美國和歐洲央行提高利率來控制通貨膨脹，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很負面的影響。因為利率的變化，很多資金從發展中國家移動到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很嚴重的問題。

　　在過去三四年間，由于疫情影響，很多政府要增加對社會領域的支出來保證人口的安全，進行了很大投入，資金來源就受到了壓力，五十幾個國家已經處于高負債狀態，一方面要不斷地償還過去的債務，同時又需要有更多的支出投入教育、環境、基礎建設，它沒有資金。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發展中國家就面臨如何能夠保證社會保障、扶貧等社會領域的發展，又能夠刺激經濟發展(的問題)。

　　(聯合國)秘書長提出一些具體建議。第一，要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短期的發展融資問題。比如要暫停債務償還，包括暫停利息償還。第二，希望現有的公共開發銀行，包括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最大限度地在現有資金池范圍內增加低息貸款，讓發展中國家有財務空間可以應對危機。第三，要創造機會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發展融資。可以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的特別提款權，把發達國家不需要的特別提款權通過公共開發銀行轉讓給發展中國家，讓它們可以有更多的財富空間投入到不同的發展領域，來解決發展問題，刺激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中新社記者：如果要持續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我們現在迫切需要找到一些創新的模式和方法。我們知道，中國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一帶一路”倡議也走過了十年，您覺得中國如何能更好地把發展經驗介紹給其他發展中國家？

　　徐浩良：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面臨很多挑戰，12%的目標在按期進行，實際上還有30%的目標沒有進展甚至倒退，問題是非常嚴重的。這就需要所有的利益相關方、所有的國家共同努力，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它們的發展目標作出貢獻。其中包括發展中國家能做的事情。比如金磚國家和G20中都有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在新興國家中，中國對世界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您剛才提到“一帶一路”，共建“一帶一路”已經實行10年了，它是在基礎設施領域要打通國家和國家之間的聯系，互通互聯，然后要雙贏。

　　“一帶一路”已經產生很多正面結果。比如，在過去幾年內，中歐班列的增長速度非常之快，這是因為“一帶一路”打通了從中國到歐洲的陸路連接。去年一年，來回的中歐班列數量已經超過16000列(次)，標準集裝箱的運輸數量已經超過160萬箱，“一帶一路”已經給很多國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正面動力。實際上，歐洲已經是“一帶一路”的受益方，當然中國也是，沿線國家都是。

　　我也知道有一些負面的報道，不同的國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們最要關注的是“一帶一路”對沿線國家或者投資國家，對當地經濟，對當地老百姓帶來多少實實在在的利益，這是我們應該問的問題。

　　您的問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實際上是關于發展。談到發展，就講到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個倡議，叫全球發展倡議，從聯合國的角度來講，全球發展倡議是與可持續發展直接相關的。聯合國秘書長和常務副秘書長曾多次對“一帶一路”、全球發展倡議做過評論，表示支持。他們認為，這些都是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引擎。關鍵就是我們要怎么把這些倡議用好。

　　全球發展倡議明確了不同方向：數字、金融、扶貧方面的發展，都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緊密相連。如果把中國提出的這些國際倡議，和其他國家提供的可持續發展倡議聯系起來，共同努力來實現大的發展愿景，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情，我們都應該支持。

　　作為聯合國，我們會和中國政府合作，為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把這些資源用好。

　　中新社記者：就像您說的，如果要實現發展，必須是全球協同合作。您認為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回應和支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對于實現發展公正性和可持續性的期待？

　　徐浩良：實際上現在很多國家發展的速度不一樣，在不同的平臺上用不同的速度向前走，有些國家已經滯后了。更大的危險是這些滯后的國家可能會更加滯后，因為各種原因：經濟體的大小、國內市場的大小、應對危機的能力、發展系統制度上的一些問題，有可能要掉隊。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口號是“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現在問題是怎樣幫助已經有些滯后的國家趕上來，不要再有更多的滯后，不要掉隊。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會面對一個更加不穩定、更加不安全、危機更多的全球社會。解決這些嚴峻的問題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源，就是要找出有效的方法，幫助這些國家進行發展。這里有很多事情可以由國際社會來擔當、來支持，但是有很多問題也需要這些國家自身的不同利益相關方，包括政府、社會精英來做出重要的選擇和決定。

　　兩年前，一位牛津大學教授寫了一本書，在不同地區選取不少案例進行分析，結論實際上很簡單：一個國家如果要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國家的精英和有政治影響力的利益相關方做的決定，很多問題不是外界力量可以改變、可以決定的。這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和最終結果很大程度取決于這個國家精英階層的選擇。

　　但是，在選擇做出之后，國際社會可以提供大量的幫助，解決發展的融資問題、技術問題、人力資源問題，來加速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這方面做了很多非常有價值的項目。比如，我們現在在幫助世界上八十幾個國家解決發展融資的框架設計。我們與政府和所有利益相關方合作，把所有的發展資源整合起來，包括政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當地資源、國際資源。把所有人的積極性動員起來，從探索主要目標、重大問題開始，分析所采取的行動和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否相關，然后制定系列措施，共同協作解決復雜問題。

　　中新社記者：您非常強調“發展決策”。剛才您分享的內容是不是可以理解為聯合國的這些工作正是在推動和促進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全球發展的決策中來？

　　徐浩良：可以這樣說。我剛才講到世界格局在變化，有很多不同的地區組織在出現、在壯大，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我覺得，聯合國還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組織。在聯合國，所有的國家都可以發出它們的聲音，是一個國際合作、共贏互利的平臺。

　　在今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峰會的背景下，也給所有的國家，包括聯合國的機構，提供了一個機會，去商討怎么樣在已經取得的成果基礎上，能夠加大投入、共同合作，加快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真正地為現在已經滯后的發展中國家做一些切切實實的事情，讓它們的發展能夠加快速度，讓老百姓能夠得到真正的好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