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26日電 題：當代中國學家不再是托著《圣經》來華的形象

　　——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張朝意

　　作者 陶思遠

　　11月24日，以“全球視野下的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為主題的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數百年來，漢學和中國學是中國與世界進行廣泛交流的文明結晶。從篳路藍縷到蔚為大觀，漢學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歲月，最終匯流成一部波瀾壯闊的文明交流史。今天的漢學發展如何？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用“中國學”替代傳統“漢學”概念，又是為何？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與會專家、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張朝意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通過中華文化國際傳播視角，詳述漢學與中國學的發展現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今天的中華文化國際傳播離不開全球漢學家和漢學愛好者的努力，但有人提出，目前全球中文學習者及漢學學習者的人數呈下行之勢。您如何看待當今漢學發展現狀？

　　張朝意：目前全球各國經濟發展都遇到一定阻礙，疫情之后人員交流往來恢復也需要時間，學習外語和外國文化的人數出現調整非常正常。我反向舉個例子，大概10年前，一部分小語種突然成為熱門專業，中國開設這些專業的院校也呈幾何式增長。但從實際應用上看，各行業對小語種的需求總體上是有限的，所以近年來它們又呈現出“緩步”態勢。中文和漢學也是如此，并不是當今全球年輕人不向往中國和漢學了，而是“暴熱”過后的一個“自然平穩期”，沒有“人數驟降”，而是“回歸正常”。從長遠看，世界正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國需要與中國加強交流和合作，那么，對中文的熟悉、對中華文化的了解仍是必要的。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因掌握中文而找到高薪和高價值工作的案例比比皆是。

　　今天的漢學發展，人數并不是主要變化。早期漢學更多的是傳教士漢學，他們對中國的觀察大部分是“獵奇式”的，他們發現東方有這么一個國家，沒有上帝，人們活得也很幸福。他們把中國的《明心寶鑒》、儒家經典譯介到西方，促成了中西方早期的文化交流。但其根本目的，正如法國漢學家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所言：“是為了給新來的傳教士教授中文”“從西方靈修學的角度去閱讀儒家經典”。

　　自19世紀開始，越來越多的西方思想家開始真正關注中國，深耕中國傳統文化和古代思想，即便當時的中國在工業發展上已落后于世界主流，但漢學研究卻從那時開始興盛，一直延續到今天。這是早期漢學側重點的變化。

　　今天的漢學發展要從兩個方面看。第一，我們不能只關注國際學者的漢學研究，目前國內對于漢學的研究也非常熱門。近年來，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的發展呈現出多元轉型的趨勢，跨文化研究是其中比較受歡迎的方向之一，所以很大一部分有外語學習背景的中國學者也開始將目光投向漢學，他們以諸多微小的觀察切口，來反觀數百年來外國人眼中的中國，這非常有意思，并間接推動了“世界中國學”的誕生。

　　第二，從國際漢學發展現狀看，一部分人仍在堅守傳統，立足于諸子百家、傳統思想。另一部分人則側重于對當代中國現實的探察，即“中國學”。他們以智庫研究為陣地，審視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各個方面。這部分人的數量和影響力已遠超傳統漢學。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很多學者提出用“中國學”這個概念替代傳統漢學，對此，您怎么看？

　　張朝意：針對當代漢學的發展現狀，我更愿意用“中國學”這個概念，它涵蓋了傳統“漢學”概念與當代中國的內容，更為完整。漢學相對來說立足傳統，沒有囊括與當代中國有關的更廣闊的研究范疇。如果從1814年，法國法蘭西學院設立第一個“漢、韃靼-滿語言與文學教授席位”開始算起，“漢學”這個概念誕生不過200多年。時代的發展擴大了傳統漢學的內涵。近年來，許多學者的研究從人文學科領域拓展到社會學科領域，并認為用“中國學”(China Studies)來表述“關于中國的學問”更容易被人理解。有些老先生很避諱用這個詞，說這是美國人提出來的。但我認為這沒關系，因為這種說法符合世界學界對一個創新名詞的界定。

　　從學科發展角度看，今天的中國早已走出了利瑪竇、馬可·波羅的時代，漢學的內涵結構、目標導向、方法論都發生了變化，導出的結果自然也是創新的，所以它開始被稱為“中國學”，這是一個學科的迭代。“獵奇式”的視角已無法滿足今天世界與中國交往的雙向需求，無論中方還是外方，都需要從更廣泛、深入的角度，以更專業、科學的方法去關注和研究當代中國。中國農業發展有何最新政策，中國有何全新動向，這都是國際學界非常感興趣的，需要不同學科的研究者介入。

　　當前諸多領域的議題，比如氣候、經濟，世界學界要聽聽中國人怎么說，所以另一個全新的變化是，今天的海外中國學學者會跟中國不同學科領域的人直接對話，而不僅限于文化學者，所以他們不叫漢學家，更應稱之為“中國氣候專家”“中國經濟專家”，只是他們的身份是外籍。很多國際學者也不愿意被稱為“漢學家”，他們更愿意被稱為研究中國的哲學家、研究中國的社會學家……他們腦海中的漢學家可能是托著一本《圣經》來到中國的古老形象。

　　中新社記者：從漢學到中國學，越來越多的中國學家看到了更加全面立體的中國。他們為當代中國的國際形象塑造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您對全球中國學的未來有何期待？

　　張朝意：在這些學者眼中，從漢學發展到中國學，背后是中國國力的發展、對世界影響力的擴大。那么多海外學者主動進入中國的學科領域，與中國學者對話，說明中國早已是被世界研究的對象。同時，這些海外學者也令中國學者的國際視野和國際表達能力大幅提升，他們帶動了當代中國與世界對話，促進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鑒，這對中國學界甚至對中國來說都意義深遠。因此，中國才能相繼召開世界哲學大會、世界經濟與環境大會……這離不開海外中國學學者的支持。

　　隨著海外不同學科背景的中國學學者深入了解中國，我們發現更多的人從不同側面理解了中華文明的偉大之處。他們中的很多人敬佩中國的社會治理、看好中國的經濟發展，而不再局限于歷數中國古代先賢。即便他們中的一些對中國的審視帶有批判性也沒關系，任何文化、任何文明在人類歷史的長河里都要接受不同立場的審視。幾十年前，當代著名學者安樂哲(Roger T. Ames)就是帶著疑問和審視來到中國，他后來很多時間都生活在中國，且帶出了一大批來自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深耕中國學的學生。今天，這些年輕人為中國學的全球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談到中國學的未來，我希望我們這些從事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學者和海外中國學學者一起，共同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我們有責任這么做。很多西方人把中國文化歸類到歷史屬性中：漢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唐文化如何享譽世界……但這些已是過去。中國今天的文化自信來自哪里？中華文明對當今世界有何啟示？這種文化自覺需要我們通過中外不同視角共同闡釋。

　　中新社記者：正是因為很多學者認為今天的中國學研究已日益顯示出世界性、全球性，所以“世界中國學”也應運而生。在您看來，中國學研究、中國文化對當代世界有何價值？

　　張朝意：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今天還在發揮影響，是因為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還流淌著傳統的基因。2000多年前的儒家思想仍是中國人的道德行為準則。這種根脈的傳承是自然的，一代一代傳到今天。但問題的關鍵是，它傳承到今天的核心價值是什么。

　　我們對外講述中國的時候常常談到“構建話語體系”，對此，學界做了諸多努力。但我認為，最有效的話語體系就是讓海外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用它的主旨思想去解釋中國對世界的態度，用它的實用價值去解決當代世界的問題。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以解釋中國對世界減貧事業做出的努力；10年前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它的理論根基是儒家的“大同思想”，這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傳承到當代的價值。

　　我們也常常在拉近與陌生人的關系時說：“我認識你的朋友某某某”，那么，今天的我們不妨用同樣的方式告訴世界：“你知道的那個孔子過去這樣說，你認識的那個孟子曾經這樣想，你讀過的《道德經》里其實早對這件事有了解釋……”這樣的方式會讓更多不了解當代中國的人瞬間找到認識上的共鳴。因此我相信，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話語體系才是一種最有效的范式，它讓世界更容易理解今天的中國。(完)

　　受訪者簡介：

　　張朝意，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教授，北京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中國國家版本館首屆專家委員會委員，《國際漢學》執行主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海外漢學研究分會副會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俄羅斯語言文學和跨文化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