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15日電 題：全球文明倡議，旨在解決三大問題

　　作者 王義桅 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一年前的3月15日，全球文明倡議首次提出。這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后，中國向世界提供的又一國際公共產品。

　　全球文明倡議提出的四個“共同倡導”——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旨在解決三大問題：為文明正名，為現代化溯源，為人類未來謀智慧。該倡議不僅順應國際社會增進文明對話交流、促進文化繁榮發展的共同需求，也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人類文明進步貢獻中國智慧。

　　為文明正名

　　中國提出全球文明倡議旨在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為文明正名。

　　何謂“文明”？法國歷史學家基佐在《歐洲文明史》一書中這樣描述：“文明就像海洋，它構成一個民族的財富，該民族的生命的一切要素、支持它的存在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并團結在它的內部。”

　　在歐洲，文明—野蠻、先進—落后的線性進化文明觀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西歐文明史觀之下，“文明”被認為是英、法等先發國家的專利，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屬于“野蠻”或“半野蠻”。

　　德國最早成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德國過去被稱作“歐洲的戰場”“教皇的奶牛”，隨后文化自覺運動狂飆突進，雖然主要發生在文學領域，但其實質是一場思想范式的“戰爭”。德國作家歌德的《普羅米修斯》和海涅的《亞當一世》，都表達出了強烈的反抗精神。作家和歷史學家們對古日耳曼英雄赫爾曼和條頓堡森林戰役的重述和建構，則更明確地將這種反抗精神指向所謂的“文明”。這表面上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尋根，深層卻隱喻著對“西歐中心論”的抵抗。正如西方著名學者柯林伍德所言，德國人是在“努力從過去尋找成就，并從過去的成就中辨別出自己過去的精神”。

　　德國思想家赫爾德在《人類歷史哲學概念》中提出與文明相對的文化概念，強調了文化主體的民族性和邊界的有限性。這一界定突破了只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國家都屬野蠻的觀念，為德國崛起奠定條件。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則進一步將文化界定為精神層面，而文明為物質層面。他將世界上每一個高級文化的歷史都區分為“文化階段”與“文明階段”。他認為西方已經進入文明階段，喪失原有的文化創造力，只剩下對外擴張的可能性。因此，“文明是一種先發國家的自我標榜，它們以此壟斷了‘善’的話語權”。

　　在柏林德意志歷史博物館售票窗口，擺放著《世界人權宣言》小冊子，供人免費取閱。冊子扉頁引用了法國作家斯特法納·黑塞爾的話：文化有差異，文明無差別。這句話意為不能以文化差異性否定人類共同的人權價值，后者是現代文明的基石。但與此同時，這種對內多樣性與對外普世性的矛盾，正源于歐洲的文化—文明觀：文化具有多樣性，但文明是單一性的，文化多樣性要尊重，但文明要進化。這也體現了歐洲現代政治文明的話語霸權。

　　事實上，文明是復數而非單數。關于文化和文明的關系，全球文明倡議的第一個“共同倡導”——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還原了什么是真正的世界多樣性和文明多樣性。同時，該倡議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的新型文明觀，糾偏了西方國家所說的“文明是文化的精華”，為文明與文化的關系正名。

　　為現代化溯源

　　中國提出全球文明倡議旨在解決的第二個問題，是為現代化溯源。

　　近代以來，西方率先實現現代化，并把原因歸結于自身文化，將之說成是文明，認為只有西方創造的現代文明是“普世”的。與此同時，西方用所謂的“普世價值”，將一神論包裝，把西方現代化說成開創了唯一的人類現代文明，把文明古國說成是“死了的文明”或“靜止的歷史”。而其他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就要否定傳統文化，走西方化道路。

　　事實上，傳統文化是文明的滋養，而非羈絆。任何國家的發展和現代化建設，都需建立在本國國情基礎上，而最大的國情是文化基礎，這是無法改變的DNA。

　　在探索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推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探索打破了西方的現代化話語霸權及其對現代文明的壟斷，開創了文明古國走符合自身國情現代化道路的先河，鼓舞了文明古國的現代化信心，還原了世界現代化的多樣性，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參考和借鑒。

　　今天，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文明古國，需要找到文明自信，推動本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而非簡單模仿，甚至依附他國，讓文明成為文明，每個國家成為自己。

　　在世界層面，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正是希望各國成為自己，是包容別人的自己，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全球文明倡議的第二個“共同倡導”——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還原了人類價值的普遍性。一方面，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包容性，是人類共同追求，而非某一文明獨有，打破了西方對現代文明的壟斷；另一方面，通過提倡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全球文明倡議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

　　全球文明倡議中的第三個“共同倡導”——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則還原了現代化的文化涵義。一方面，傳統文化是現代化的滋養，不是否定傳統去搞現代化；另一方面，傳統文化要與時俱進，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適應時代進步，尤其是融入數字文明、生態文明。

　　為人類未來謀智慧

　　中國提出全球文明倡議旨在解決的第三個問題，是為人類未來謀智慧。

　　隨著時代發展，以AI、大數據為代表的數字文明和以應對氣候變化為使命的生態文明，給人類文明轉型帶來沖擊，也帶來巨大機遇。在此背景下，通過倡導文明對話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鑒，汲取各國文明智慧，能更好地尋求解決人類問題之道。

　　全球文明倡議中的第四個“共同倡導”——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還原了文明平等基礎上的對話才是真正的對話。

　　文明平等對話的目標，不是發現對方折射的自我(相似性)，而是對方所呈現的我們，“我通過你而成為我”；對話的途徑，是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這一共同體內部應為獨立自主的平等關系，若只是依附關系，便不能稱之為共同體，只是文明教化或自己與自己的影子對話。例如歐洲各國主權平等，通過自愿的主權讓渡行為建立歐洲聯盟，但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中缺乏國家間平等，失去了共同體的意義。當然，歐洲共同體也是同質性的共同體，缺乏對土耳其等一些國家的包容性，對外產生負外部性。

　　今天，通過踐行全球文明倡議，世界各國以全球文明共同體為最終落腳點加強國際人文交流，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打造全球文明伙伴，不僅是展示文明自信、相互尊重欣賞，更是在交流中創造新的文明形態，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復雜尖銳的難題，找到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出路。

　　作者簡介：

　　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當代政黨平臺研究員，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著有《民心相通的中國實踐》《“一帶一路”的燈光》《時代之問中國之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大寫意到工筆畫：“一帶一路”的理論與實踐》《國之交如何民相親：新時代中國公共外交之道》《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世界是通的——“一帶一路”的邏輯》《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等。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聯合國大會邊會發表“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主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