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廣州4月15日電 題：深港怎樣演繹淵源深厚的“雙城故事”？

　　——專訪香港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劉智鵬

　　中新社記者 王堅

　　1573年，明朝設新安縣，以南頭古城為縣治。450年的遷海復界，一縣后來誕生兩個世界級大都市——深圳與香港。歷史長卷中，深港兩地山水相依、血脈相連。南頭古城的興衰沉浮，承載著深港地區的文化記憶、歷史情感。

　　如何梳理深港兩地的文化聯系？怎樣加強兩地居民的情感交流與國家、民族認同？香港歷史學家、香港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劉智鵬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深度闡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深港山水相依、血脈相連，您認為深港文化聯系在藝術、文學及建筑等方面有哪些獨特體現？

　　劉智鵬：深港兩地淵源深厚，民俗文化共通。后來兩地開始產生顯著差異。香港從19世紀中期開始歷經殖民統治，后回歸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新中國成立后，深圳市的前身寶安縣(即原新安縣)與內地發展同步，直到改革開放初期撤縣設市，成立深圳經濟特區后，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發展變化。與回歸后的香港特區相得益彰。

　　從發展路徑上來說，當今深圳與香港存在一些共同的城市化特征，但二者存在差異。因為歷史原因，香港的主體居民來自廣東、福建等地，主要使用語言為粵語方言，藝術、文學的表現則呈現出“國際化”特點。深圳在改革開放后成為一個“新移民”城市，匯聚了來自中國各地的居民，主要使用語言為普通話，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呈現出聚合來自中國各地極為多元化的獨特文化景觀。

　　建筑方面，深港兩地都是現代化大都市，但比之深圳，可以看到香港如今還保留了不少明清時代傳承下來的村莊與古建筑，統計數據顯示為600多個村落。深圳的“碉樓”則為香港所無。

　　如今在香港找不到碉樓，考察舊照片也無法得出香港曾經有過碉樓的結論。據分析，碉樓在古時多具安保功能，盡管舊時兩地都屬新安縣，但地理位置偏北的深圳更容易受到內地如東莞、惠州等地土匪等的安全威脅，需要建設碉樓來提升安保等級。因此，碉樓是深港文化聯系中深圳的特色建筑。

　　中新社記者：“國際化”與內地各地極為多元的文化匯聚現象，是否也能看作深港文化“包容性”的共性體現？您能為讀者們分享一個有關深港聯系的典型故事嗎？

　　劉智鵬：的確如此。深港的文化“包容性”源自相似的移民經歷。過去大半個世紀，香港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居民，中國內地移民雖以粵閩為主體，也有來自不同城市的，地域跨度很大。細心觀察可以發現，很多香港居民無論處于何種年齡，在說話時都表現出不同方言的口音。深圳相對香港對外籍居民的吸納數量與比例要小，對內地居民的吸納更多，地域更多元，而且年輕人居多。

　　在深港兩地交界，有一條特別的街道，名為中英街，街心以“界碑石”為標志。“中英街”這個名字，本身就是香港一段特殊歷史的映照。從深圳進入“中英街”需辦理通行證，因此“中英街”也有“特區中的‘特區’”稱號。圍繞著中英街街區的生活景觀是非常傳奇的，中英街誕生本身也是一個值得寫進“大歷史”的故事。

　　設想一下，中英街街區原本是一個完整的村莊，因為歷史原因被人為地一分為二。也就是說，生活在“界碑石”附近的一家人或一族人，也由此被歷史劃分開來，一部分人從此屬于深圳；另一部分人則成了香港居民，中間以“中英街”相隔，整體形成一個特殊地帶。從19世紀中后期至今，中英街兩側原居民在這個特殊地帶保留著一定的過去生活習慣，繼續往返交流。

　　可以說這是深港兩地文化聯系的一個深刻縮影，甚至我們可以圍繞這個地帶探索對比兩地從明清時代到新中國成立前、新中國成立后到今日的各特殊階段各自的發展脈絡。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深港居民對兩地共同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是否可以通過舉辦大型民俗活動等歷史文化敘事加強兩地的情感聯系？

　　劉智鵬：經濟發展方面，深港兩地居民都對彼此的城市化、都會化程度予以關注，兩地既是競爭關系，也存在融合屬性。文化藝術方面，如前所述，香港北部新界等地區，還保留了不少傳統村莊，或是在已經高度城市化的村莊里，人們對傳統習俗傳承完好，與深圳在傳統節日與共同民俗活動上步調一致，對接頻繁，彼此高度互認淵源深厚的歷史與文化傳統。

　　聯合大型民俗活動在過去并不多見，但的確有很高的可行性。如前所述，在深港兩地交界生活的人們常為親族，或是同村，或是同宗，即使被劃分至不同城市，依然存在共同的小型民俗活動需求。

　　更多居民參與的大型民俗活動將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不妨暢想兩地更多居民共同參與的大型民俗活動，輔以現當代藝術文化形式演繹，用更高調、更高層次的表達講述兩地淵源深厚的文化敘事。

　　中新社記者：當今中國許多地區呼吁保護地方傳統文化，對深港歷史文化遺產，您認為應如何更好地傳承和展示？

　　劉智鵬：過去時常見到“香港故事”和“深圳故事”，隨著兩地越來越緊密的合作與交流，若是從“深港故事”或“港深故事”的概念出發，可在兩城邊界設立相關主題的文化藝術歷史博物館或展覽館，館內陳設雙方相同或不同的傳統文化元素，讓兩地居民都能在展館中找到共同的歷史痕跡和印記。

　　其中的一個好選擇，是位于深圳的CBD，被譽為“深港歷史文化之根”“粵東首郡、港澳源頭”的“城中城”——南頭古城(又稱“新安古城”)，其與香港屯門的關系十分密切，曾屬于同一管理體制，一方作為行政管理要點，另一方則是軍事管理重點，遙相呼應。

　　此外，“舊城活化”亦是文化傳承的絕佳窗口。南頭古城的舊城改造非常成功，已成為不僅對港澳，而且對全國乃至世界各地游客都有吸引力的文化遺址。對香港居民來說，來到南頭古城不只可以看到深圳，也可以看到香港的過去。

　　中新社記者：對比全球知名的雙城故事，深港雙城敘事有何特色？文化聯系將如何作用于深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協同合作？

　　劉智鵬：“一國兩制”是深港雙城在全球范圍內獨有的特色。可以說當前的深圳是中國各地文化的匯聚地，數十年來的發展進步全世界有目共睹。香港則是聯通世界的大港口、大都會，屹立于世界大舞臺。然而深厚的淵源又將這樣迥異的兩座城市緊密結合在一起，放眼全球都難以找到如此高速發展的兩座血脈相連城市的案例。

　　在未來的合作中，應當使深港居民了解兩地文化的同與異，雙方優勢互補，共同進步，講好這個全球獨一無二的雙城故事。(完)

　　受訪者簡介：

　　劉智鵬，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60年出生于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學士、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香港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香港地方志中心總編輯、屯門區區議員、鄉議局增選執行委員、香港古物咨詢委員會委員、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本地史顧問、中國國家清史項目《香港志》主要撰稿人。2021年12月，當選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