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蘭州7月1日電 題：敦煌石窟中有多少東西方元素“共處一室”？

　　——專訪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研究館員趙聲良

　　中新社記者 馮志軍

　　說起敦煌石窟，不少人都誤認為敦煌石窟等同于敦煌莫高窟。事實上，敦煌石窟指的是包括瓜州榆林窟、西千佛洞等敦煌周邊大大小小的石窟群，莫高窟是其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與中國其他石窟不同，敦煌石窟出自民間創造，建造工匠既有中原來的，也有西域來的。

　　敦煌石窟蘊藏了哪些東西方交融交匯的元素？具有差異化的東西方文化，如何以渾然天成的形式傳承千年？海納百川的敦煌文化基因，對共建“一帶一路”有何啟示？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研究館員趙聲良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敦煌石窟如何形成？都蘊藏了哪些東西方文化交融交匯的元素？

　　趙聲良：敦煌石窟本身是一個佛教石窟，在古絲綢之路形成之后，敦煌恰處在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上，東西方諸多文化元素都會在這里交融。佛教從印度經過中亞傳到中國，敦煌是一個重要的中轉站，也曾經是一個“佛教的都市”，當地很多人都信佛。

　　佛教傳到敦煌之后，已不單純是一個宗教，它帶來了如印度文化、中亞犍陀羅(現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帶)文化，以及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波斯文化等很多外來文化元素，它們通過佛教藝術這個載體，也就形成了當下敦煌文化的特點。

　　我們現在看到的敦煌石窟雖然是佛教藝術，石窟里的壁畫內容也是佛教主題，但其中體現了東西方之間很多文化元素，如在唐代經變畫中，既有印度高僧、中亞人、波斯人等文化特點鮮明的人物形象，還有很多是從事農業耕作的中國古人，以及普通老百姓民俗生活等中原社會生活的反映。

　　敦煌石窟早期如北魏(南北朝時期北朝首個王朝)階段的菩薩造像，其雕塑有濃厚的犍陀羅風格特點，這個地方曾受到古希臘文化和印度文化影響，佛像菩薩造像存在古希臘雕刻的一些特點。

　　而在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北涼洞窟壁畫上，還出現了愛奧尼柱式的典型希臘神柱。在不少北涼、北魏壁畫里，大量出現了被中國古人稱作“凹凸法”的印度式繪畫方法，顏色由淺到深，表現出了人物肌膚、面部和手等的立體感。一些菩薩造像，也具有印度刻畫人物時慣用的S形“三道彎”造型。

　　敦煌石窟在承載眾多外來文化的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仙也大量出現其中。比如在莫高窟西魏時期第249窟、285窟，能看到東王公(道教主流全真道始祖)和西王母、伏羲、女媧等這些中國傳統神仙，它們和外來的印度神共處一窟，實現了兩種文化的交匯。

　　中新社記者：具有差異化的東西方文化，如何以渾然天成的形式在敦煌石窟中傳承千年？

　　趙聲良：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幾千年生生不息，是因為它本身有一種包容性，能夠把外來文化吸收進來。東西方之間多種文明、多元文化因而在敦煌石窟中，可以“共處一室”，延續千年。

　　在敦煌文獻中，可以找到很多古印度、敘利亞地區傳來的文化元素，比如基督教(中國古代稱“景教”)文獻和摩尼教文獻，它們在敦煌地區延續了1000多年；在莫高窟考古中，還發現了敘利亞文的《圣經》和基督教的十字架。

　　有一些宗教最初是相互排斥的，也有斗爭，但在斗爭之后逐漸融合，也就和平共處、一起發展。比如在漢代至魏晉南北朝初期，佛教與中國傳統道教，以及儒家思想都有過斗爭，在彼此斗爭中也都在改變，在融合中中國化，在中國化中創新，在創新中中國化。佛教中國化的創新形成即是典型。

　　以上這些發現，足以證明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它沒有排斥外來文化，而是不斷將其吸收進來。在敦煌石窟里，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神仙思想文化，與外來佛教文化共同融合，最后形成包容性比較強的敦煌文化。這種包容性也促使更多外來文化，源源不斷進入中國。

　　中新社記者：經過數十年的保護和研究，敦煌石窟獲得了怎樣的保護和弘揚？

　　趙聲良：經過幾十年的工作，敦煌石窟已從搶救性保護轉入科學保護階段，也就是預防性保護，在它還沒有“變壞”的時候，我們就采取措施把它“堵”住了。目前已有一套完整的科學方法可以保護它，保障敦煌石窟不再被毀壞，洞窟不會倒塌，壁畫不會壞掉。

　　這就好比人生病了就要救治，但最理想的辦法就是不要生病。對于敦煌石窟來說，一個是要精準掌握洞窟里微觀環境下，可能發生的病害，比如對洞窟溫濕度和空氣質量等進行監控；另一個是實時監測宏觀大環境下，可能出現的對石窟造成危險的外部隱患，比如對大風沙塵、暴雨洪水等進行預警。

　　這套目前中國最先進的預防性保護措施，正在向絲綢之路沿線推廣和普及。我們還建成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首個模擬研究平臺——多場耦合實驗室，致力于為文物“治未病”。“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兩個國家級文保平臺，承擔了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國十余個省區文物保護。

　　20世紀80年代，有人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經過幾十年努力拼搏，中國敦煌學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學研究實體，敦煌研究院出版了500多部相關著作，《敦煌研究》已成為敦煌學領域的頂級期刊。

　　近年來，圍繞敦煌石窟保護進行的一些探索和科技發明，在中國內地已具有普遍指導意義。依托每年舉辦的多場國際學術會，不僅迎來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共同來研究敦煌文化，也通過本院學者去國外訪問、講學和做短期研究的機會，講述敦煌文化和故事。

　　中新社記者：敦煌石窟的文化基因對當下共建“一帶一路”有何啟示？

　　趙聲良：通過敦煌文化，我們看到因為交流互鑒，從而促進人類文化不斷向前發展，絲綢之路即是一個典型例證。由于東西方在絲綢之路上交往，中國的文化源源不斷傳到了西方，西方文明也源源不斷傳至中國，在敦煌實現交融交匯，然后成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

　　由于絲綢之路，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絲綢等傳到了西方，使得西方文明發生了很大變化。包括佛教、雕塑、繪畫等西方文化也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如中國漢代繪畫的色彩沒那么豐富，印度、中亞比較強調寫實和注重立體感，隨佛教文化東漸后，中國繪畫中的人物造型也有了很大變化。

　　敦煌文化給當下的啟示就是文明要交流互鑒，東西方之間才都能得到發展和進步，二者曾攜手創造了如敦煌莫高窟這樣輝煌的古代文化，就是一個典范。

　　今天面對敦煌石窟這樣一個偉大的文化寶庫，我們更應該深刻體會到只有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流互鑒、融合理解、平等交流，才能攜手發展，從而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完)

　　受訪者簡介：

　　趙聲良，敦煌研究院研究館員、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曾先后受聘為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客座研究員、臺南藝術大學客座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客座研究員。主要研究敦煌石窟藝術及中國美術史。主持完成多項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教育部重點研基地重大項目。出版《敦煌壁畫風景研究》《敦煌藝術十講》《敦煌石窟藝術簡史》等二十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