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媒體推動公眾事件凸顯社會治理條件的變化，一些基層干部的治理理念、素質與當前民眾、執政環境需求存在“治理脫節”

　　新年前后，遼寧、陜西、湖北等地相繼發生了西豐事件、綏德事件、天門事件等沖突事件。這三起事件經網絡輿論傳播放大，造成廣泛社會影響，有關專家認為這等同于新型公共安全危機。

　　在媒體的“定向沖擊力”之下，一些地方基層主要干部暴露出不善應對新型事件、執政觀念落后、政治敏感性差等問題，執政理念、手段與現代社會要求出現明顯“基層治理脫節”現象。

　　網絡助推個案升級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傳媒預警研究”課題組負責人、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喻發勝分析了近期三起侵權沖突事件的共性：一是事件起因均是“枉法行政”，個別領導干部或執法人員群體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二是事件發展均經網絡傳播放大，當事人遭受巨大輿論壓力；三是事件處置雖從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網民要求，但輿論并不因此平息，反而向批評干部權力、政治體制等方面轉移。

　　中國人民大學涂光晉教授認為，近兩年來，無論是政府組織還是社會組織，越來越多的公關危機開始由“公眾”危機向“公共”危機轉化，即由組織與特定公眾的關系危機，演變為涉及公共利益、危及公共安全、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危機。

　　社會學家、武漢大學博導周長城教授認為，這幾起侵權個案經網絡傳播，形成“輿論風潮”，其影響覆蓋面大大擴大，不僅給社會心理投下陰影，還帶來不少影響穩定的隱患，已具有公共事件的性質，構成了一種新類型的公共安全危機。

　　據本刊記者調查，三起事件輿論關注的中心從侵權案事發與上升到對理念與制度的“定向沖擊”，均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大體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事發后一兩天內的“悲情階段”。此時國內一些媒體報道事件本身，網民表達關注，探尋事件真相，發言普遍較為情緒化。天門事件事發次日，國內各大網站均予以轉載報道，當天僅新浪網新聞跟帖就達19000余條，大部分跟帖均批評城管人員粗暴殘忍，執法犯法。綏德事件事發后次日，網上跟帖大多是追問事件真相，激烈言辭所占比例還不大。

　　第二階段是事發后兩三天內的“追責階段”。此時若干媒體進行深度分析報道，體現多方聲音的網民群發議論，并大量鏈接同類案例，追尋事件根源。比如，有網民將西豐事件、綏德事件與近兩年重慶“彭水詩案”、山西“稷山文案”等一系列事件聯系起來，集中探討因言獲罪現象。天門事件也引得網民紛紛上載各地城管“暴力執法”案例，等等。

　　第三階段是事發后三四天內的“過激階段”。此時境外媒體、敵對勢力介入，借機進行反華宣傳，甚至策劃組織群體性事件。天門事件發生后第三天，與境外有關組織聯系密切的幾個人即策動各種活動，以種種手段煽動群眾情緒，等等。有邪教網站也呼應有關活動進行大肆渲染。

　　周長城、喻發勝等專家分析認為，今年初這幾起侵權個案之所以迅速演化為公共事件，除近年來全社會維權意識高漲，及侵權事件具有普遍性、代表性、貼近性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傳播技術的進步與傳播媒介的競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與普及，加快或擴展了信息的傳播速度與影響范圍，使侵權事件極易進入公共傳播領域并被設置為公共議題。

　　據一些長期從事信訪工作的干部反映，十幾年前群眾維權都是找黨政部門；后來講依法辦事，都涌向了司法機關，五六年前輿論監督力度加大，不少人想方設法找新聞媒體，甚至找境外媒體“告洋狀”；現在網絡媒體作用大，一些人直接上網表達訴求，希望引起網民普遍關注。

　　輿論敏感點落差凸顯觀念落后

　　年初發生的這三起事件中，地方黨委政府、司法機關、民眾和大眾傳媒均是主角，其中大眾傳媒“戲份最重”，不僅集納民眾的聲音進行輿論監督，而且僭越司法職能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輿論審判”。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呂忠梅說，與司法審判不同，“輿論審判”更多的是猜測、推論，不重證據；采用道德標準而不是法律標準；習慣性地對“被告”進行“有罪推定”，甚至不容“被告”舉證和解釋。有時媒體報道的事實與司法認定的事實不可能完全一致，有時甚至完全相反，但媒體報道已經給公眾造成了先入為主的印象，當司法裁判與人們的判斷結果不相同時，就會認為司法裁判不公正。

　　“輿論監督強勢”并不表明我國輿論監督到位和充分。喻發勝認為，我國輿論監督還處在初始發展階段，主流媒體輿論監督似乎存在被邊緣化的趨勢，真正強勢的是以網絡為主的新興媒體，網絡輿論以強烈的互動性和暴發性，短時間即可形成所謂的“輿論風潮”。

　　這可以與多起“因言獲罪”案件互相印證，表明一些官員的“輿論敏感點”，與公眾要求存在嚴重脫節。

　　在過去兩年多時間里，我國先后出現多起普通干部群眾因評論所在地區主要領導而遭司法制裁的事件。

　　本刊記者在調查相關事件時了解到，這些普通干部群眾“因言獲罪”的表面原因是“誹謗、侮辱”了所在地的黨政主要領導。但究其根源，應該說是這些主要領導自身政治素養不夠，個人好惡情緒與執政履職行為相互混淆，甚至個人情緒成為主導，不惜動用公權力。

　　記者在基層采訪發現，一些基層領導干部現有的執政思維和能力依然習慣于不開放、不透明狀態下的向上集中、向下強壓式的執政模式。另外，在一些地方，少數領導干部還殘留著傳統封建意識下的愚民執政理念，不習慣在日益成熟的社會監督、輿論監督氛圍下工作，不習慣“公開、透明”執政。

　　記者在調查國內幾起“因言獲罪”事件的過程中了解到，事件涉及的基層主要領導干部的政治素養低下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太把普通干部群眾的批評“當回事兒”，眼里揉不得半粒砂子，遇事反應極端、過度，歸結為“從政心理脆弱”；二是太不把普通干部群眾的批評“當回事兒”，也不在乎隨意動用司法力量可能給黨和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單純地認為這是一件不足掛齒的“家務事”，歸結為“政治敏感性差”。

　　一些專家學者在分析造成基層干部政治素養低下的原因時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績觀”是制度因素，不重視理論學習、日常學習往往流于形式、走過場是直接原因。

  [1]  [2]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