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1976～1980年)：新躍進 大轉折

　　恢復和調整是“五五”計劃實施的主線。

　　“計劃趕不上變化”。“五五”計劃實施期間，跨越了由“文革”至粉碎“四人幫”及撥亂反正的重大歷史轉折，致使計劃的制定與實施亦隨之變化。其制定開始于1974年，沒有獨立的文本，包含在《1976～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之中。此綱要直至1977年12月才被下發，“五五”計劃縮水僅剩3年。

　　“五五”計劃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6年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經濟建設處于恢復發展時期。1978年前后的“新躍進”，致使國民經濟結構失調、效益低下。

　　第二階段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民經濟處于全面調整時期，“五五”計劃指標相應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1980年年底，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開始改善，生產和建設也取得較大發展。

　　“新躍進”背后的手

　　【決策回眸】

　　“一個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

　　“中國人民有一種不干則已，一干就干到底的英雄氣概。”

　　“只有一年、兩年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年年保持高速度；只有一個部門、兩個部門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各個部門都保持高速度！”

　　這三段話，引自1977年和1978年的《人民日報》社論。

　　粉碎“四人幫”以后，由于沒有及時總結糾正“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上繼續推進冒進方針，不顧國情國力，強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的老毛病又卷土重來。這使剛剛降溫的狂熱氣氛又逐漸有了升溫的趨勢，甚至出現了“組織新的大躍進”的論調。

　　這種情況，與時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華國鋒同志不無關系。

　　粉碎“四人幫”以后，作為毛主席接班人的華國鋒威望空前高漲，對他的崇拜之風也在全國漸起。在此情形下，華國鋒感覺重任在肩，因此急于把國民經濟快速搞上去，盡快實現“強國之夢”。

　　其實，早在1976年，華國鋒和中央有關部門就對農業機械化提出過空浮的口號和脫離實際的高指標。197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就提出目標要求1980年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在工業上的“新躍進”則表現得更為激進。1977年4月至5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先后在大慶和北京舉行。華國鋒對于大慶這樣的“社會主義旗幟”相當重視，他在會議講話中雄心勃勃地提出，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至少要有1／3的企業要辦成大慶式企業，并且表示：“石油光有一個大慶不行，要有十來個大慶。”在會上，他還提出要在23年內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1977年9月，他又召集國務院領導和有關部委負責人研究加快經濟建設速度問題，并且在會上批評國家計委提出的工業增長速度“太保守”，強調“今后工業部門要開足馬力，挽起袖子大干”，“要比原來的設想更快地實現現代化”。

　　這樣明顯不符合科學規律、急于求成的發展計劃，對國民經濟危害甚多。1978年，我國國民經濟出現比例失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衡、財政和外匯收支的嚴重不平衡等諸多情況，都是“新躍進”導致的惡果。

　　由此而來的是開始于1979的經濟調整期，這個調整一直持續了3年，直到1981年基本完成調整任務，國民經濟才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

　　陳云同志在1978年年底所說，“要循序漸進，不要一擁而上。一擁而上，看起來好像快，實際上欲速則不達”，就是對這次急于求成的“新躍進”的深刻反思。實習生葉鐵橋整理

　　【數字】

　　0.4%

　　1978年，大學生僅占全國學生總數的0.4%，相當于1949年的水平，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低的。

　　11.7%

　　“五五”時期，國民經濟年平均增長7.84%，最高年為11.7%，最低年為1.7%；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8.1%，農業總產值平均增長5.1%，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9.2%。

　　4

　　“五五”時期物資分配上很難銜接，企業當年申請，部門當年平衡、當年安排生產、當年交貨，解決一個配件最快也得4個月。而在市場經濟國家，4個小時即可送到。

　　(許瑞芳整理)

　　【語錄】

　　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鄧小平(1979年11月)

　　(許瑞芳整理)

　　【評說】

　　“五五”計劃是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最后一個五年計劃。

　　粉碎“四人幫”與“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國家面臨三條道路：一條是“老路”，繼續“以階級斗爭為綱”；一條是“邪路”，盲目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一條是“新路”，走一條既不同于蘇聯模式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快速發展的中國道路。走“老路”只會使中國更加貧窮；走“邪路”只會使中國陷入動亂的深淵；走“新路”雖然艱難，但是最有前途。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確定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歷史的偉大轉折，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法、活動方法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五五”之后，中國的五年計劃翻過了新的一頁。

　　(點評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董志凱)(葉鐵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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