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1996～2000)：宏觀調控 經濟“軟著陸”

　　“九五”計劃時期，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面對的國內外環境，是歷次五年計劃實施中比較少見的。

　　國際上，全球化趨勢進一步增強，1997年始發于泰國的金融危機迅速波及整個亞洲，對中國的出口、利用外資以及經濟增長都帶來了較大的沖擊。

　　在國內，“九五”前期，針對通貨膨脹率過高的突出矛盾，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通過綜合治理，高通脹得到了有效控制，需求過熱的局面得以扭轉，國民經濟順利實現了“軟著陸”。而在后期，在出現有效需求不足后，又適時通過增加投資、刺激消費等措施，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我的翅膀還在”

　　【決策回眸】

　　“九五”期間，中國經濟環境所面臨的復雜變化是前所未有的。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在當時被美國《時代》周刊比喻成“飛向太陽的鳥，但翅膀已被烤焦”。

　　1997年，始發于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國外貿出口增幅從前一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資額跌至20年來最低點；在國內，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又成為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到1998年上半年，市場上已經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企業家們都在忙著大打價格戰，大商場也尋找一切理由打折。就連世都百貨——北京城當時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時商品居然也打到1折。就是這樣，消費者還是不為所動。

　　事實上，在1997年，關于“軟著陸”后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已經頗有爭議。這年年初，一個名叫劉慧勇的人曾上書朱镕基，建議應當注意通貨緊縮。但這種觀點在當時并未成為主流認識。

　　到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已相當明朗，并與一系列國內問題疊加，使經濟受阻。2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時任副總理的李嵐清發言表明，決策層不僅注意到了內需不足的存在，還下決心戰而勝之。

　　當年8月2日，朱镕基第一次明確提出“擴大內需”的構想。國務院隨后增發1000億元財政債券，重點用于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同時采取了降低存貸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稅率等在內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與普通民眾生活休戚相關的教育、醫療和住房三項，也從1998年開始了全面的市場化改革，和之后開始的黃金周等措施一起，發揮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而從1999年開始的聲勢浩大的高校擴招，則與1998年年底呈交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緊密相關。這封由經濟學者湯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寫的信建議，在3年至4年內使中國高校的招生量擴大一倍。他們估算，擴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億元左右的消費需求，同時可使每年一至兩百萬新增的勞動力延遲進入市場，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

　　這封信得到了高層領導的重視，并很快有了回應。次年，有關部門擬定計劃，招生人數比前一年增加20%多，幾個月后又增至47%。

　　增加投資、刺激消費，對于拉動經濟增長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8%。這年年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教授米勒來到北京，與朱镕基總理進行了長談。朱镕基幽默地請米勒教授轉告《時代》周刊，“我的翅膀還在”。(唐勇林)

　　【數字】

　　3.4%

　　1997年年末，全國下崗職工人數為1200萬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萬人。就業狀況的惡化使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勢開始減緩，1997年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3.4%，處于9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

　　8.3%

　　5年間，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平均增長8.3%，大大高于世界平均3.8%的增長速度。

　　85%

　　2000年，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人口覆蓋率達到85%，比1995年的36.2%明顯提高。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初步實現。(許瑞芳整理)

　　【語錄】

　　能否抓住機遇，歷來是關系革命和建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過去我們抓住了重要歷史機遇，也喪失過某些機遇。現在全黨一定要高度自覺，牢牢抓住世紀之交的歷史機遇，邁出新的步伐。

　　在這個時期，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必須解決好的兩大課題。

　　———江澤民(1997年9月)

　　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1998年3月)

　　【評說】

　　“九五”期間，中國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在1997年比預期目標提前3年實現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為進一步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體制改革方面，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改革取得進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但是，產權制度、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還比較滯后，要素市場“雙軌制”問題依然突出，收入分配制度仍有待完善。

　　在宏觀調控政策上，決策者適時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和力度，并注意把擴大內需和調整經濟結構緊密結合起來，同時加強了宏觀調控的預測性和指導性。

　　(點評專家：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常欣)(唐勇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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