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東航MU5735失事的第五天，截至10時，應急處置指揮部已組織安排375名失聯旅客家屬到事故現場吊唁，為家屬開展心理輔導500余人次。此前事故發生后，廣西衛健委第一時間派出專家組前往現場組織緊急醫學救援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專家組中也包含全區各地首批心理專家50余人。

　　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臨床心理中心辦公室主任錢英看來，這樣的災后心理干預是必要的，她曾經參與“6·13”十堰燃氣爆炸事故、武漢疫情等災后的心理危機干預，是北京大學危機干預課程負責人。

　　事故發生的當下，家屬可能會麻木、恐慌、封閉或不停地尋找、崩潰，直到接受與哀悼，“這些所有反應都是正常的。”錢英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尊重他，(讓他)用他的方式去處理就可以了。”目前最重要的，是激活他們周圍的支持系統，家人與朋友，陪伴他們一起度過。

　　這也是馬弘在20年前參與大連“5·7”空難后的心理干預時所做的。事故發生后，她曾陪著三個空乘人員的家屬一周，照顧他們的生活，傾聽他們說話。當孩子最終要與媽媽告別的時候，她陪著他放漂流瓶，“讓他把想給媽媽寫的話放在里邊。”

　　馬弘是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大火后，她成為中國第一支災后心理危機干預隊的隊員，此后參與了大連“5·7”空難、非典、汶川地震以及天津港爆炸等幾乎所有國內大型災難的心理危機干預。

　　馬弘向澎湃新聞記者強調，在一場災難發生后，除了專業的心理專家，“其實所有參與、旁觀的人，都是專業人員。”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支持是尤為關鍵的，一方面，是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要解決最讓家屬著急的問題，例如傳遞準確真實的最新搜救信息，因此，媒體也是心理救援的主體。

　　【以下是澎湃新聞與錢英、馬弘的對話】

　　每個人處理哀傷的方式不一樣

　　澎湃新聞：這次空難事故，您覺得哪些人群可能需要心理危機干預？

　　錢英：一般災難的暴露有4種，第一種直接暴露的，經歷這個事件的人。第二類是親人傷殘的，(也就是)航班上工作人員、乘客的親屬。第三類間接暴露，咱們都算第三類，通過圖片、新聞受各種影響。第四類，經常遇到這些事情的人群。這次空難事件的話，就是救援人員、消防、警察等工作人員。空乘人員其實也是高危人群。

　　澎湃新聞：機上人員的親屬，他們需要什么樣的心理支持？

　　錢英：我們先了解他的心理狀態，他們通常有4個心理狀態。首先，可能還在麻木(狀態)，不知道該干啥，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一定要協助他。比如說有些人恐慌得吃飯喝水顧不上了，給他弄吃的喝的；他現在啥也干不了，讓他找到周圍的親戚朋友，陪伴他一塊去度過。

　　但是也有人的麻木是相反的，他好像很冷血，該上班上班，一點反應沒有，但其實這兩類都屬于麻木的狀態。

　　我們不要去批評他說，你怎么這么冷血，它其實也是一種反應，也是一種自我保護，周圍的人要去理解他，讓他去接納自己的反應，不要自責。

　　第二個狀態就是，他們會不承認，不停地找。我曾經干預過一個(家屬)，半年(后)，她(會)給老公手機打電話，覺得他活著。這叫否認，可能需要專業人員干預。

　　在第一、第二個狀態的時期，別老跟他提這事，他接受不了，那個時候提，他可能會更崩潰。

　　第三個狀態是，慢慢接受了，就會很沮喪。尤其是家庭里重要的角色沒有了，比如老人家里，年輕人去世的，會有崩潰的感覺。如果進入這個狀態，就得多支持。但是勸的話，他可能是不愛聽的，會覺得，你站著說話不腰疼，沒發生在你身上，你怎么知道我有多痛苦？就陪伴他就好了。

　　通常的話，大部分人在3-6個月能走出來，進入重組期，哀悼、告別，完成未完成的心愿等。通過各種悼念的活動，儀式感，做一個告別，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很多方法都還是管用的。

　　沮喪期的人，我們可以陪伴他去哀悼，因為他已經接受這個事實了。但是如果在否認期的人，不要過早去提醒他哀悼，這是不同的(時)期不一樣。

　　到最后這個狀態，他接受現實，回歸生活。這個(時)期也蠻關鍵的。我以前有個病人，他到最后說，我不能穿顏色鮮艷的衣服，一年了，他覺得我穿了，就對不起這個逝者。這個時候(其他人需要)尊重他，這是他的一種緬懷。不要去說，這都過去一年了，你該怎么樣怎么樣。他可能需要的時間比別人長一點。但是也鼓勵他回到現實生活。

　　4個階段后，就是具體的干預。(其間)這些所有反應，都是正常的，不(用)覺得羞恥。

　　澎湃新聞：這樣看來，心理干預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錢英：每個人不一樣，有的人他很快，有的人他可能就壓抑回去了，嚴重的就很漫長。但是大部分人我們要信任，要信任他們都有自己的復原力，這也很重要。

　　澎湃新聞：像空難發生后，心理干預是不是越早越好？

　　錢英：這種安全感、穩定化越早越好。但是像剛才我們說的，專業的哀傷輔導一定是要自愿的。有的人他就愿意自己處理，他不想跟人講，(那)尊重他，(讓他)用他的方式去處理就可以了，我們提供給他一些科學的方法，提供一些平臺。但是不要說“我們聊一會吧”，去揭他的傷疤，那樣是容易造成二次創傷的。

　　澎湃新聞：如果到了現場，怎么給家屬提供心理干預服務？

　　錢英：急性期首先要確保每個人都是有安全感、連接感、效能感的。讓他們周圍都是有人的，別都一個人來面對，把他周圍的這個支持系統都激活起來，有家屬的家屬湊一塊，有朋友的湊朋友，互相有個照應，有個支持。

　　可能會安排一些科普講座，要告訴他們，國家還在搜救，沒有放棄。然后也要告訴他們，遇到這種情況的一些反應，可能會出現一些相對嚴重的問題，比如長期睡不著，這個是很常見的，在應激下，還有焦慮、經常緊張、坐立不安、比較強烈的恐慌，還有抑郁反應，比如不想活了。

　　澎湃新聞：急性期大概是多長時間？

　　錢英：有的人是三天，三天是一個階段。過了一兩周以后，就要再評估了，看看這些人都是什么情況，到什么程度，不同地處理。

　　認可搜救人員和空乘人員的效能感

　　澎湃新聞：怎么對搜救人員進行心理干預？

　　錢英：給他們做講座，一方面給他們賦能，增加他們的效能感，他們是很英勇的、要進行表彰。同時告訴他，你這個情況要怎么自我保護，防止自己被二次創傷，因為你也是一個暴露者，不要耗竭自己。第三，告訴他你出現哪些反應，可能你就已經被二次創傷了，你該怎么辦。

　　我們一方面讓他能發揮作用，同時也要引導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做的其實是有限的，讓他不要因為自己做不了什么而自責或者失落，同時也要保證他的安全，讓他跟周圍人是有一個團隊在聯系的。

　　澎湃新聞：對空乘人員來說，發生了這樣的空難，對他們可能產生哪些心理沖擊？

　　錢英：危機前三天，大家反應不一樣。有的人會逃跑，比如空乘人員他不干了，(覺得)太危險了；有的人是戰斗反應，我要想辦法把航空事業變得更好，熬夜不睡覺；還有的麻木了，呆傻了，班都上不了，不知道怎么辦；還有的可能會求助，很恐慌，搞不定，得跟領導反饋，要求助，這是前三天急性期的反應。

　　到一個月，可能焦慮、擔憂，本來就有空難，還有疫情，這事還干不干得了，以后出門可能擔心會不會有問題。有過度的恐慌，(會)睡不著覺，也會有各種各樣的負面情緒。甚至他要是跟這個(遭遇空難的)空乘人員關系特別好，可能那個人生前的一些畫面他都會想。

　　像我干預過一個車禍的，就是跟那個去世的人特別好，說“我現在每天晚上做夢就想起他，一吃飯就想起我們聊天的樣子。”

　　也有好的反應，比如去檢修，更珍惜現在的生活，對家人會很關懷，會有積極的反應。

　　這些都是正常的，所有人都會有的。

　　澎湃新聞：針對空乘人員和間接暴露人員的心理干預，您有什么建議？

　　錢英：空乘人員，重點是認可他的效能感，同時在效能感上不要過度消耗自己，讓他們能自己保護自己，提前積攢一些知識。

　　對于咱們這些間接暴露的人，主要是恢復安全感，讓大家穩定下來。空曠的照片或者是航班上的名單，這些得注意，因為看到這些畫面有些人會受不了，會勾起他的一些反應或者是恐懼。對于這類人，要積極正面地引導。

　　心理救援從媒體報道就開始了

　　澎湃新聞：您之前提到，“心理救援不是從專業人員到位了才開始，而是應當從媒體報道就開始。”

　　馬弘：我覺得從緊急事件或者災后心理救援、心理社會支持這個角度，媒體實際上它是主角之一。(災后心理社會支持)核心領域有4個，除了心理專家，(還有)衛生、教育、社區、媒體，但是媒體好像一直沒有把自己當成心理救援的主體。

　　媒體所有的操作、所有的報道實際上是直接影響到大家的心理狀況的，影響到情緒——處理得好不好，接待的方式是不是體諒別人，尊重了別人，還是處理的方式非常簡單，讓傷口上撒鹽。

　　澎湃新聞：您說到的這四個角色都是心理危機干預的參與者、工作者。

　　馬弘：這個概念一定要反復講，在災難面前，所有參與的人或者支持人，或者旁觀的人，都是專業人員。

　　如果有(心理)專業人員，在現場他可能能發現，哪些地方對大家影響。如果他能進到指揮部，他也提建議，或者說在陪伴上，他懂專業；另外(如果有)高風險人群，比如說有人想自殺，或者有人哭得暈過去了，完全睡不著覺，或者非常憤怒的時候，他可能比別人多一些技巧和辦法，甚至是藥物，能幫助這些人。剩下的就是長期的處理，如果真的變成創傷和應激障礙了，需要專業人員。

　　但是在現場，最重要就是急性救援。最早期搶險救災的階段，主要(重點)是社會支持。這不是個(心理)專業問題，可以任何心理醫生都沒有，如果救援搞得很好，完全可以沒有(心理)問題。

　　怎么做好領導，怎么制定方案，怎么找志愿者，怎么有飯吃有水喝。基本的，孩子能盡快上學，媒體給他們提供有效的資源。衛生這塊，能做的就是讓他們少抽煙少喝酒，所有有病的人有藥吃。這些就是災后心理救援。你解決了他當下最著急的問題，他心里就好受了。

　　現在最著急找人，你(就)告訴他找人的消息；他著急找黑匣子，你現在告訴他找到一個黑匣子了，他就好了一點。他著急什么，你做什么。因為這個事件引發的心情的問題，不管是著急、麻木，或者針對他的喪失，人沒有了“我后面怎么辦？我眼下怎么辦？往后怎么辦？”其實都跟制定的方針有關。

　　武漢是最好的例子，(關于)社會支持。沒口罩行嗎？超市封了，小區封了，沒飯吃行嗎？沒人送菜行嗎？不行吧。沒有社會支持，你說我也不管你飯，我也不管你水，我啥都不管，我派一撥心理醫生過去，那啥用都沒有。所以基本生存、安全，想喝水，想吃飯，想找人，想知道信息，我現在手機沒地兒充電了，所有這些問題解決了，找人我找著了，你說他還著急嗎？他可能就不怎么著急了。

　　所以媒體是特別關鍵的，現在媒體第一時間到現場，大家最著急的事，幾乎全部都是媒體曝出。這個時候媒體是最專業人員，如果媒體報得特別到位，大家就會少很多著急。

　　澎湃新聞：媒體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這方面能具體講講嗎？

　　馬弘：報事實，看見的，不猜測，不說估計怎么樣。

　　還有信息，我想去哪，怎么去，或者說哪有接待室，熱線電話是什么。現在咱們也經常報，但是我觀察了一下，它頻率出現得不高。(還有)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說現在場地狹小，不建議民間志愿者或沒有組織的志愿者前來。還有一個情況媒體要報，救援的進展、安排、現況。

　　不要報過多的，宣傳人們的痛苦、悲慘。在黃金時段不報這些，如果小孩一定要看，在大人指導下看，特別慘烈的這些。

　　“911”之后就有討論、反思。報的畫面沖擊太多了，反復放，不在曼哈頓的人也給看(嚇)病了，這種哭、悲是會傳染的。可以有一些，主要還是要報道有力量的東西、在找的東西。因為災后心理，如果他已經掉坑里了，你就光陪著他在坑里(是不行的)，你要慢慢把他引到坑外邊來，雖然很悲慘，但生活還得繼續，我陪著你慢慢走向希望。

　　澎湃新聞：現在媒體的功能、作用越發突出和明顯了是嗎？

　　馬弘：對，因為現在人人一個手機，隨時隨地查看消息，那個時候還得在報紙或者電視(上看)。所以媒體的作用比以前更重要。

　　心理急救就是陪伴、傾聽、溝通

　　澎湃新聞：像您上一次參加空難后的心理危機干預，是2002年大連“5·7”空難，當時是什么樣的情況？

　　馬弘：是北航公司找到我們醫院，他有員工在(飛機)上面。我們的身份是志愿者。

　　澎湃新聞：那個時候心理干預主要是什么樣的形式？

　　馬弘：就是陪公司的三個家庭，空乘的家屬，(例如如何面對)家里孩子的問題，告不告訴他媽媽遇難了。

　　澎湃新聞：當時會跟家屬有交流互動嗎？

　　馬弘：天天陪著他們，我們每天早上去，然后跟他們搞得挺熟的。

　　后來說到告別，因為有的就撈上來一些遺物，有的什么也沒有找到。有個人家有孩子，他媽媽什么都沒找到，最后我們就跟他放了一個漂流瓶，讓他把想給媽媽寫的話放在里邊。

　　澎湃新聞：當時你們的陪伴持續了多久？

　　馬弘：差不多一個星期，后面北航公司的工會一直在服務。

　　澎湃新聞：陪伴的時候，做一些什么？

　　馬弘：沒做什么，心理急救就是陪伴，陪伴就是三要素，傾聽、陪伴、溝通，主要是你聽他說，他們想要的事，我們幫他們去溝通，照顧他們生活，因為他們也不好好吃飯，另外就替孩子想一些表達(情感)的方式。

　　這個公司當時要開會，晚上給公司的人做了小組干預，保證這個會議還得繼續。

　　公司還給他們舉行了儀式，大家在海灘上放了很多風箏，寫了很多話告慰親人。

　　澎湃新聞：今天有一些家屬去現場祭拜，沉浸在悲痛里。這個時候作為心理專家能做什么？

　　馬弘：一樣。陪伴，照顧生活，如果有孩子(幫著)照顧孩子，他們要干什么我們就陪著。

　　澎湃新聞記者 朱瑩 實習生 陳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