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數百年來，隨著中外文明互鑒的不斷拓展，外部世界逐步形成了系統認知中國的專門學術。通過“中國學”這扇學術窗口，中國的知識和文化大規模地傳播到世界各地。如今，中國發展日新月異，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持續深化，中國學研究的全球性價值日益彰顯。

　　2025年10月14日，兩年一度的世界中國學大會再次拉開帷幕，約500位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匯聚黃浦江畔。作為匯聚全球范圍內中國研究的高層次學術平臺，世界中國學大會希望傳遞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搭建一個開放包容的全球中國研究學術共同體，促進國際社會更好地讀懂中國的歷史、現在和未來。

　　傳統與現代：一個整體性的文明圖景

　　長久以來，西方傳統漢學聚焦中國古代的文學、哲學與歷史，學者們帶著對東方文明的好奇與憧憬，試圖解開中華文明古老而神秘的密碼。

　　今天的中國學研究，已經從歐美傳統漢學重鎮發散到了世界各地的大學和文化機構，各國學者們運用豐富多樣的社會科學方法，解讀與中國相關的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社會治理、國際關系等各類議題，闡釋古老文明的新形態。

　　從漢學到中國學的發展與變遷，從一個側面再次表明：傳統的中國與現代的中國，從來都不是割裂的、對立的，而是繼承的、發展的。從“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從“天下大同”的價值追求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都生動詮釋了中華文明的演進歷程是一個有機更新的整體；中國式現代化是在對傳統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基礎上，走出的一條兼具歷史厚度與時代活力的新道路。

　　面向未來的中國學研究，應該更加主動地把傳統和現代兩個維度有機統一起來，通過更具整體性、綜合化、縱深性的視角與方法，理解和闡釋中國如何在返本開新中探索符合自身特性的現代化進程，又將為世界帶來怎樣的啟示，以期繪就一個關于中國的整體性文明圖景。

　　問題與方法：以中國實踐回應時代之問

　　域外關于中國的知識生產，長久以來存在將中國作為單純的他者來欣賞或批評，或者是愛德華·薩義德所說的作為西方的“愿望和表象”。針對這種情況，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曾提出“作為方法的中國”，倡導真正從中國的本土經驗、歷史邏輯和思維方法出發來理解中國，從中提取更多的“方法論”資源，充實完善對世界多樣性文明的認知框架。

　　面對當前諸多全球性發展難題，越來越多的中國研究者正實踐著這種共識。比如，面對全球減貧動力不足的難題，中國精準扶貧方略讓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提前10年完成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針對工業文明與生態保護對立的現代性困境，中國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為指引，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治理”融入發展規劃，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生態與經濟雙贏的中國方案；應對全球治理體系失衡，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將“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轉化為具體合作實踐，打破了傳統地緣政治的“零和博弈”思維，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注入新動能……

　　在這個意義上，當前中國學研究的使命，正在于將中國經驗進行理論化的提煉，讓世界理解中國發展背后的思想與方法，更好地以中國實踐回應時代之問。

　　典籍與田野：走近真實的中國

　　如果說典籍是文明的記憶，那么田野就是文明的脈搏。埋首故紙，容易陷入“想象的迷思”，遠離田野，終將難逃“淺表的解讀”。

　　這令人想到哈佛大學兩位教授與中國的學術之緣。一位是傅高義教授，上世紀80年代，他在廣東待了7個多月，廣東100多個縣，他跑了70多個。正是有了這樣扎實的實地田野調查，才有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這部外國學者全面研究和報道中國改革的第一本專著。這也為他后來的巨著——《鄧小平時代》打下了堅實基礎。

　　另一位是裴宜理教授，中國改革開放后，她成為第一批獲準來到中國開展田野調查的外國學者之一。上世紀80年代，她就在中國皖北農村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后來，她又依托上海社科院關于上海工人運動的一手詳細資料展開研究，其關于城市工人運動的學術成果享譽世界。她說，研究中國“讓我有回家的感覺”。

　　中國學研究更應該扎根中國田野。只有將文獻考據與實地調查相結合，才能觸碰到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講述既有深度又有溫度的中國故事。

　　沉思與對話：文明互鑒的學術之橋

　　學術研究猶如織錦，沉思是經線，對話是緯線。唯有經緯交織，才能織就豐富多彩的知識圖景。

　　中國學的發展歷程也是如此。從法國漢學家汪德邁耗時數十載梳理儒家經典與古代政制文獻以探尋中國禮治文明之源，到美國學者本杰明·史華茲傾注十余年心血撰寫《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諸多學術典范無不證明，唯有經過長期的沉潛思考，才能厚積薄發出深厚的學術功力。

　　與此同時，對話、比較與反思，更是求得真理的學術進路。比如，有“中國學研究的奠基人”之稱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其“沖擊—回應”理論為他帶來了巨大聲譽，也引起了諸多批評；而費正清的弟子柯文等又提出了“中國中心觀”“在中國發現歷史”等學術主張，強調更多關注近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內在原因和需求。面對學術爭議，費正清表現出極為開闊的胸襟與氣度，甚至幫助柯文出版相關學術著作。正是有了平等的對話，才有了思想的交互，才能構建健康的、有創新力的學術生態。

　　《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相信本屆大會形成的思想激蕩和學術交流，既能讓中國智慧為應對全球性問題提供新思路，也能讓世界文明豐富中國的學術文化視野。通過中國學這座學術橋梁，不同文明能夠更好地相互學習、共同進步。

　　(作者劉柳，系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區域國別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