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霍思伊

　　發于2025.12.22總第121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秋招結束，夏楠總算能松一口氣。

　　趕在2025年的尾巴，她獲得了南方某市的媒體offer，在同班的十幾名學生中，她是目前唯一已簽了三方協議的人，也是唯一真的選擇進入媒體行業的人。要知道，她來自國內傳媒專業排名最靠前的院校之一，所在的碩士班又是校內最具代表性的實驗班，對學生的選拔很嚴格，要求具有跨學科的復合背景。

　　張雪峰的“文科就是服務業”言猶在耳，文科要“與危機共存”還是破局重生？我們在談論“文科危機”時，又到底在指向什么問題？

　　投資與“收獲”并不匹配

　　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25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顯示，當前，我國本科生畢業去向落實率排名前50的專業，工科專業占了約 2/3，在薪資上也保持領先，人文社科類專業如法學、藝術學、經濟學、文學等畢業生的就業落實率相對靠后。

　　實際上，全球的文科畢業生都面臨著同樣的就業危機。受就業形勢影響，在全美各種不同類型的高校中，被稱為美國文科“四大學科”的英語、外語、歷史學和傳播學，面臨嚴重的招生下降，59%的美國大學英語系減少了終身教職人員。頂尖名校如哈佛大學2024年宣布取消至少30門文科課程，涉及20多個系。國內復旦大學、蘭州大學、西北大學等高校紛紛撤銷多個文科專業。

　　對“文科危機”的討論是由就業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北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程樂松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今天的人們在談論“文科危機”時，相當泛化和模糊。實際上，中國公共話語中使用的“文科”一詞，是西方語境下人文學科、文學藝術和社會科學的模糊綜合體。“作為與自然科學對立的他者，這種泛化會導致對文科價值的誤讀，比如簡單用就業、薪資衡量文科的‘有用與無用’”。

　　在程樂松看來，與就業有關的危機發生在文科外部，更多是一種社會感知，但這種“感知”存在一定的非理性與短視。據他觀察，互聯網上談論“文科無用”最多的，恰恰是文科生自己。“當前的就業環境下，這些學生由于在職業生涯初期就遭遇了社會負面反饋與很大挫折，急需一個情緒的出口。”

　　他指出，文科就業焦慮背后的潛藏邏輯是，多年來的教育投資成本與其“收獲”并不匹配。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收獲”僅指向大學畢業后短期的擇業空間與薪資，忽視了長期前景。

　　如果把文科就業寒冬放到更大的歷史圖景中，伴隨著我國世紀之交的大學擴招，過去二十年間，高校快速擴張法律、新聞、行政管理等文科專業，文科招生規模持續擴大，為今天文科就業市場的供需嚴重失衡埋下伏筆。

　　與此同時，當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走向大眾化，本科學歷普遍“貶值”，讀研成為多數大學生的“標配”，而文科類研究生由于對跨專業報考友好，成為通往更高學歷的便捷通道。

　　在程樂松看來，大眾化時代，大學文憑本身已成為某種“教育必需品”，今天，高等教育的職業化取向在明顯弱化。因此，應對文科就業危機的更好方式，是著眼于核心能力的培養，只有這樣，文科生才具有更靈活的社會適應力與長遠的職業前景。

　　文科教育到底應怎么改？多位受訪學者提出，改革的核心方向是“去知識化”。程樂松建議，本科階段的文科培養要進一步強化通識性，更多聚焦于方法和問題。

　　蘇州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王堯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現實中的文科通識課常被視為“水課”。這并不是通識教育理念本身有問題，而是課程質量無法保證，其根源在于整個教育理念和課程體系未能真正轉變，且受到功利化氛圍的日益侵蝕。

　　王堯強調，文科教育改革是必要的，但當前面臨很多挑戰。首先，教學方式和內容要變革，AI雖然替代人類進行簡單的知識傳授，但課堂上的討論、碰撞和觀點交鋒，即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AI永遠無法取代的，這才是文科教育獨特的地方。

　　他建議，未來的文科課堂應更多轉向小型“研討會”形式，不過，這對高校的資源提出了很高要求，特別是在本科階段。此外，教學內容上，很多教材太陳舊了。如果有些核心課程不能改，就應通過選修課和專題課來補充新的研究成果。“我們應強調對學生個性和創造性的培養，要有對歷史的關懷、對人類的責任，最重要的是人文關懷。”王堯說。

　　“不可替代的，是個人的生命體驗”

　　早在2012年，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就注意到全球人文科學的邊緣化現狀，在《人文學科拿什么來自我拯救？》一文中，他當年提出了三個追問：什么是人文學科能，而其他學科不能？什么是必須經由人文學科訓練才能達成，而經由其他學科的訓練卻不能達成？什么是必須在大學的人文學科中通過專業地學習，而不能僅憑著業余愛好通過自學便能成就的？

　　葛兆光認為，只有找到人文學科有必要存在的基礎，才能真正實現自我救贖。在AI時代，這些追問必須置于新技術的語境之下。

　　歷史學被認為是“文科中的文科”。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如果從歷史學研究與技術的關系來看，可以劃分為三個時代：在前數據庫時代，歷史學家比拼“功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占有材料的數量；在數據庫時代，材料易得，只會找材料已經不夠了，歷史學家必須擁有更強的史料細讀能力；直到進入“數據庫+AI”時代，由于AI能快速抓取和概括已發表的研究成果，節省了大量學術史梳理的時間，這就對歷史學者提出了“極高的要求”——要站在更高站位上進行研究。

　　趙冬梅對生成式AI的到來“適應”良好，她常用豆包，將其視為歷史學研究的“優秀助手”，在使用過程中，她發現，即使在歷史學中相對冷門偏僻的知識，只要公開發表過，哪怕不是研究論文，只是一場公開演講，AI也能準確地抓取和識別。

　　在微軟2025年發布的《與AI協作：生成式人工智能對職業的適用性評估》報告中，基于20萬條用戶對話和近3萬項職業數據，對不同職業被AI替代的風險進行了排名，其中，歷史學家位列第二，僅次于口譯與筆譯員，覆蓋率(AI技術可覆蓋該職業任務的比例)高達91%。

　　在趙冬梅看來，雖然AI能閱讀和文獻梳理，但對歷史學研究而言，更關鍵的是建立在材料細讀之上的闡釋能力。同樣是閱讀，歷史學家的細讀是帶著學者的態度、判斷與觀點，并且要盡可能將史料準確地置于其產生的特定歷史時空和各種復雜關系中，在此基礎上構建一種整體性的歷史闡釋。“整合力與創造力是歷史學更重要的能力。”她說。

　　與趙冬梅類似，科幻作家陳楸帆也是AI的積極擁抱者，他甚至更加激進。作為國內最早與AI聯手“創作”的作家，早在2017年，陳楸帆就開始嘗試在寫作中加入AI。今年3月，陳楸帆發表《為什么我改變了對AI寫作的態度》，他在文中指出，DeepSeek的中文能力令人驚艷，甚至在創作詩歌等短篇幅作品方面，已能超過90%的人類創作者。

　　“這已是相對保守的估計。”陳楸帆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過去，人們談論AI的結構化知識生成能力與套路化寫作能力，但現在，連《詩刊》編輯有時都難以分辨詩歌投稿來自人類還是AI。人工智能的創意寫作能力，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料，這自然就產生了隨之而來的被替代焦慮。

　　“身為作家，真正不可替代的，其實只有一件事——你個人的生命體驗。”陳楸帆說，“知識可以共享，觀念也往往是時代共同生成的，技巧甚至可以被學習、模仿，但唯獨你如何感受世界、如何被世界擊中是無法復制的。”

　　“寫作的關鍵，是把這些獨特的生命情感提煉出來，轉化為一種審美結構與審美品位，并且必須與他人正在經歷的困惑、焦慮或期待形成對話。這樣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類寫作者。”陳楸帆認為。

　　回到2025年春節，DeepSeek爆火期間，他開始構思小說《神筆》，這次，他感到AI已經很像一個與他高度契合的搭檔。他先有一個初步設想，讓AI圍繞它給出3—5個不同的創意方向，把其中有趣的點子重組后再投喂給AI，這樣反復互相激發，最后的小說成品正如寫作過程本身，是一個嵌套式的故事：小說里的作家陷入寫作瓶頸，想借助AI擺脫困境，最后卻發現AI不僅在改寫作家的小說，也在改變現實世界。

　　這是一個很好的預言。不過，相較于創意寫作，陳楸帆更擔憂的是人們毫無節制地使用AI，會導致在常規寫作與閱讀能力上的弱化。

　　對歷史學科而言，趙冬梅最擔心的是：無論是小切口研究，還是整體歷史敘事，缺乏了深度閱讀、記憶與寫作能力等“基本功”，就都沒了立足之本。“我經常懷著沉痛的心情對學生說，你用AI完成作業，損失的是一個完整的自主思考過程。”她說。

　　“重構文科的學術評價體系”

　　多位受訪學者指出，近年來，人文社科研究越來越局限于狹隘的學科專業主義，問題越分越細，語言愈發封閉，學者沉溺于一個個“學術孤島”。這一過程中，文科學者逐漸喪失對社會重大公共問題的關切與回應。“人文學科當前最大的危機是闡釋世界的能力弱化。”王堯強調。

　　程樂松認為，這種危機與整個現代學術工業體系的建立密切相關。自現代自然科學在19世紀末誕生以來，為適配現代性社會對標準化和效率的追求，大學里高度專業化的分科模式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在科學和人文不斷分野的同時，以論文、經費、項目與排名等量化指標為核心的學術評價體系，深度侵入人文社科學界，帶來的直接后果有兩個：一方面，在各項指標上“卷”不過理工科的文科逐漸邊緣化；另一方面，在越來越有限的資源約束下，文科學者逐漸被工業化“馴服”，長期來看，這會損傷文科研究整體的活力和創造力，越來越難以出現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真正有影響力的成果。

　　一位不愿具名的南京大學青年社會學者觀察到，今天很難有社會學者愿意去觸碰一些總體性觀照的問題，研究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關鍵病灶。在學術體制內部，有影響力的學者沒有勇氣去嘗試，年輕的學者受限于“非升即走”壓力，為了實現短期內快速產出，更難以關注那些研究周期長、風險高的議題。

　　“相比之下，對青年學者而言，選擇一個熱門領域下的微觀、實證研究，或者使用新穎的數據分析方法，更容易出成果，也更符合學術期刊的發表標準。從每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課題也可以看出，報上的選題往往比較宏大，但最后學者們遞上去的成果文本只有細節。”前述社會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他看來，這就是學術工業化的典型表現，造成大量的學術重復性再生產，研究對象嚴重同質化。“比如，前幾年零工經濟很熱，社會學者們于是都去研究外賣小哥。這類研究看似很接地氣，但無法從微觀個案上升到更高層面的視角，只能得出和老百姓常識接近的判斷，這是社會學的悲哀。”

　　受訪學者指出，當學術研究與公眾之間的鴻溝不斷加大，則會進一步削弱文科的社會公信力與公共影響力，加劇文科在社會認知層面的邊緣化，然后進一步加劇其在大學內部的邊緣化，形成惡性循環。

　　如何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多位學者指出，關鍵在于重構整個文科的學術評價體系。

　　在“文史見長”的山東大學，對文科青年學者的考核一直保持著相對的彈性，對部分發表論文不易的冷門學科研究者采取“一事一議”。但山東大學文學院講席教授杜澤遜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雖然山大在局部進行了一些評價體系的改革，有的高校也取消了文科博士生發期刊的要求，但學生就業時其他高校仍設有指標門檻，因此，學術評價的有關問題無法依靠單一學校孤立地解決，必須在國家層面自上而下地推動分類學術評價體系改革，不再對文理實行“一刀切”。

　　他還提議，可以將分類評價細化到二級學科，例如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的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等，并建立全國互認標準，由教育部牽頭，組織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聯合期刊代表和各學科內的權威專家，制定以小同行為基礎的二級學科成果評價標準，并在實踐中逐步完善。“這樣既能尊重學科差異，又能保障人才流動時的公平性。”

　　趙冬梅強調，今天公眾對高質量歷史知識的需求是巨量的，但問題是，歷史學界沒有相匹配的“供應能力”，能將嚴謹的學術研究轉化為公眾可理解的語言、進行面向公眾的歷史寫作的學者非常稀缺，從這個意義而言，這是歷史學真正的危，也是機。

　　文科如何重建對現實世界的闡釋能力？多位受訪學者指出，唯一的路徑是從文科內部克服危機，重新找到學術研究的人文關懷。“人文學科是研究人和人類意義的學問，不能以工具理性來干擾價值理性，當人文學者自身成為各種指標的載體，一個更具人性和意義豐沛的世界圖景也就消失了。”王堯說。

　　(夏楠為化名)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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