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報

　　作者： 暨愛民 蘇洪洋

　　武陵山脈，橫亙在云貴高原東南邊緣，呈東北—西南走向，其主體綿延于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帶，是長江支流烏江、沅江及澧水的分水嶺。武陵山區峰巒奇秀，溝壑縱橫，地貌特征顯著，地形復雜多樣。

　　“武陵”之名歷史悠久，可追溯至秦漢時期的行政區劃。戰國時，此地屬楚之黔中郡，后歸于秦。西漢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朝廷改黔中郡為武陵郡，山脈亦因此得名。回望歷史長河，綿綿群山，養育了漢、苗、土家、侗、白等各族兒女，承載著各民族在此墾殖生息、交融共進、團結奮斗的共同記憶。

　　交融聚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實踐

　　武陵山區雖地處中原地區的“邊緣”地帶，但自古以來便與中央王朝保持著密切往來與聯系。這種聯系持續深化，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實踐進程形成清晰的歷史呼應。武陵山區在國家一體化進程中的政治生態與民族關系圖景，彰顯了各民族逐步凝聚并持續強化的國家認同與向心力。

　　秦漢時期，中央王朝在武陵山區設郡縣管理，獲得武陵山區各族群擁護，實現了“蠻夷率服”的治理成效。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宋孝武帝對武陵山區的“蠻民”給予政策優待，“一戶輸谷數斛，其余無雜調”。相較之下，中原百姓“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遂出現宋民“多逃亡入蠻”的遷徙景象。在此社會背景下，民族交融進一步加深。

　　隋唐時期，中央王朝加強對武陵山區的制度化、規范化治理。在此過程中，當地的“五溪蠻”族群大姓彭氏、田氏等積極響應，成為連接中央與邊疆的重要紐帶。史載：“閣羅鳳叛，宰相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余年。”說的是唐玄宗天寶年間，南詔(今云南)閣羅鳳叛亂，出身“牂牁苗裔”的將領趙國珍被朝廷任命為黔中都督。趙國珍實力強盛，率領士兵屢次擊敗南詔，鞏固了西南邊防。

　　五代十國時期，“溪州之戰”及其之后訂立的盟約是武陵山區政治整合進程中的標志性事件。后晉天福四年(939年)，溪州刺史彭士愁與楚王馬希范之間爆發軍事沖突，后以彭氏請降、雙方締約為結局。“溪州刺史彭士愁、五溪酋長等乞降”，與馬楚政權締結盟約，“立銅柱于溪州，鑄誓狀于其上，以五溪銅柱圖上之”，史稱“溪州銅柱”。銅柱銘文確認了彭氏對溪州地區的世襲治理權，同時也規定了其納貢、服從征調等義務。“溪州銅柱”與盟約成為妥善解決民族矛盾糾紛、對武陵地區有效治理的實物見證。

　　北宋建立后，延續五代十國時期對武陵山區的統治方法。元代以降，中央王朝將土司的官秩、承襲、貢賦、兵役等納入規范化管理，武陵山區的土司制度逐步確立并完善。

　　明代，朝廷明確土司“襲替必奉朝命”，同時在武陵山區增設流官治理的府、州、縣，以及由官府組織的軍屯衛所，共同形成流官—土司—衛所多元協同的治理體系。衛所軍士與“凱兵、仡兵、蠻兵、播兵、土兵、苗兵”協同戍守，共同維護地方安寧。民屯、商屯移民在屯堡、軍屯、苗寨等交錯雜居，構建起各民族深度互嵌的社會格局。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嘉靖年間，永順土司彭翼南響應朝廷征調，親率土兵遠赴東南抗倭平寇，“元兇悉剪，余孽幾盡除，功勞茂著”，深刻彰顯了武陵山區各民族強烈的國家認同與樸素的中華一體意識。

　　清代，自康熙朝起，逐步推行改土歸流，進一步加快武陵山區的國家一體化進程。當地一些被視為“化外”之地的區域及族群，主動訴求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典型如湘西“上六里苗”，多次拒絕保靖土司的“擔承”管制，一再懇請“入歸版籍”。改土歸流后，清朝又自上而下推進邊地社會改革，推行依“苗例”調處苗人內部爭訟、以“兵民合一”的屯防取代傳統兵防等舉措，加之屯軍、商旅、流民的大規模涌入，極大促進了武陵山區各民族在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力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

　　秦漢以來中央王朝對武陵山區的治策變遷，清晰勾勒出武陵山區逐步融入大一統國家的歷史進程，印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深刻內涵。

　　認同共生：文教浸潤與“大一統”國家建構

　　武陵山區文教之起可追溯至東漢時期。建武年間，宋均平定“武陵蠻”，于當地“立學校”以興教化，成為文獻記載的該地區最早的官辦教育。永興元年，武陵太守應奉“興學校、舉側陋，政稱俗變”，進一步推動教化。

　　唐宋時期，中央王朝對武陵地區的文教投入進一步增強。一方面，澧州州學、安鄉縣學、武陵縣學、桃源縣學、麻陽縣學、黔陽縣學等各級官學相繼設立，儒家經典成為核心教學內容，推動一體化政治文化在邊地傳播；另一方面，書院教育亦自唐初興起，澧州溪東書院、龍陽龍津書院、慈利清溪書院等先后建立，成為官學之外補充民間教化、涵育地方文脈的重要載體。

　　元代以來，中央王朝對武陵山區的文教建設顯著加快。常德、施州、建始、慈利、武陵、桃源、辰溪、麻陽、黔陽等地紛紛增設官學，一大批書院等相繼開辦，形成官學與書院互補的文教格局。

　　明代，武陵山區的官學體系更為完善，常德府學、澧州州學、施州衛學、巴東縣學、長陽縣學、龍陽縣學、安鄉縣學等次第建立，覆蓋武陵各地。

　　清代，統治者倡“文教為先”，武陵山區文教快速發展，各類村寨都建起了義學、書院等文教機構，各民族子弟獲得入學機會。其中書院發展尤為突出，沅陽書院、朗江書院、桃溪書院、漳江書院、龍川書院、沅南書院、龍津書院、龍池書院等40多家書院星羅棋布，構成一個密集的文教網絡，成為推動邊地文教的強大力量。

　　總觀而論，武陵山區的文教發展，遠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傳播。在其邊地特性、多民族聚居的歷史語境以及國家一體化進程的現實需求共同作用下，其文教功能始終指向由文化認同到政治認同再到“大一統”國家建構的目標。因此，武陵山區文教機構的設立和文教活動的開展，既是國家與地方政治文化互動的具體體現，更是國家力量深入邊地的重要象征，通過持續的文教浸潤，不斷強化各族民眾的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

　　命運與共：抗戰內遷潮與各民族融合發展

　　近代以來，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武陵山區各族兒女在與全國人民共赴國難的過程中，煥發出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戰斗力。

　　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抗戰烽火席卷中華大地，東部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政府機關、工商企業、文化教育單位、科研機構等大規模內遷，武陵山區成為眾多內遷機構和個人的目的地之一。內遷不僅打破了武陵山區長期以來相對封閉的發展格局，更以民族危亡激發了當地各族人民同仇敵愾、共御外侮的家國情懷，推動了各民族深度交融，這種重塑對區域民族關系、社會整體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37年下半年起，國民政府部分部門分支機構、地方行政機構、戰時征兵辦事處及軍工廠等，陸續遷入湖南、湖北、四川、貴州等省交界之地；東部沿海的工業企業，遷入湘西鳳凰、銅仁萬山、恩施宣恩等地；一些科研、文化、醫療機構等也相繼遷入。

　　而遷徙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當數各類教育機構。據統計，抗戰期間數十所東、中部地區大中小學先后遷入，武陵山區的高等教育體系日趨完善。與此同時，沈從文、汪曾祺、翦伯贊、周立波、廖沫沙、呂振羽、張天翼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匯聚于此，形成了戰時武陵山區文化繁盛的景象。

　　外來機構和人員遷入后，積極深入當地各山寨開展抗日宣傳。他們向當地民眾宣傳日軍的侵略暴行，鼓勵男兒參軍抗日，宣傳“苗漢本來是一家，同心協力保中華”的團結抗戰理念；他們在武陵山區奔走呼吁，號召各族人民團結起來，“以愛國精神消弭地域與狹隘民族隔閡”，共同對抗“要吞滅我們國家民族的惟一敵人”。翦伯贊曾撰文指出，抗日戰爭“像狂風暴雨一樣，卷起了民族的大遷徙，家族的關系沖淡了，宗法的社會被擊潰了”，整個中華民族愈發“團結鞏固”。

　　抗戰時期東、中部地區機構和人員內遷的歷史，是中國近代史上“民族危難中凝聚民族力量”的生動縮影。這場規模宏大的內遷潮，為武陵山區帶來了先進的文化理念、機器設備、生產技術與管理經驗，推動了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為各民族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填補了區域內現代教育的空白，促成民族地區教育的發展。內遷浪潮全方位推動武陵山區各民族在各領域實現深度交融，凝聚起共赴國難、共促發展的強大合力，為后來西南地區各民族團結奠定了堅實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地處武陵山脈腹地的湖南省湘西州花垣縣雙龍鎮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準扶貧”重要理念，向全黨全國發出了精準扶貧動員令。作為我國最大的跨省市多民族聚居區，武陵山片區各族群眾守望相助、團結一心，推動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成為“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的生動寫照。

　　縱觀千年武陵，層巒疊嶂間不僅孕育了山川形勝，更承載了一部各民族交流融合、團結奮進的厚重史詩。從秦漢郡縣開設、唐宋文教播揚，到明清改土歸流、抗戰時期共赴國難，武陵山區始終與中華大地命運相連、呼吸與共。這里的一山一水，刻印著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生存智慧；一銅一柱，鑄就了國家認同與邊疆治理的生動實踐；一屯一堡，見證著文化互嵌與社會共生的歷史足跡；一書一院，播撒下“大一統”觀念深入人心的人文薪火。在這片土地上，各民族血脈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經濟相依、情感相親，共同繪就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生生不息的錦繡畫卷。

　　【作者單位：吉首大學人文學院。本文系國家民委項目“清朝的‘苗疆’治理與民族融合發展研究”(2025—GMG—03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