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考古文旅|劉慶柱：考古視角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成像？

　　中新社鄭州12月23日電 題：考古視角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成像？

　　——專訪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劉慶柱

　　中新社記者 李貴剛 文龍杰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歷史中創造和延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而考古正是對中華文明根脈的挖掘，是對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探索，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劉慶柱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將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解讀考古視角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成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請問考古如何見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

　　劉慶柱：在世界歷史上，具有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地區與國家并不少見，甚至有些地區文明歷史更為久遠，如西亞的兩河流域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等，但有著“五千年不斷裂文明”歷史的國家或地區只有中國。

　　今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100年來，中國考古工作者一鏟一鏟發掘出五千多年不斷裂的中華文明史，有力辯駁了中國文化“西來”說。100年來，在探索研究中華文明與文化起源方面，中國各項重大考古工作并非只向外界展示發掘出稀罕文物、精美玉器，而是通過考古發掘成果分析中華文明何以未消亡、不斷裂、始終壯大。

　　從百年考古成果來看，中華五千年來雖然朝代不斷更迭，但中華文明、中華文化代代傳承。可以說，一種文明、一種文化延續的時間越長，其適應性、科學性越強。

　　大多中外研究者都贊同恩格斯之見，認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據此可說，中華文明史就是中國五千多年延續不斷的國家歷史。今天的中國就是從五帝、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歷史時代不斷走來的。這些不同時代、不同族屬的國家統治者和管理者都堅守著同一個“國家文化”理念，即“國家認同”。由此，基于“國家認同”之上的“國家文化”，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考古學在前進發展的過程中，也揭開了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性、延續性。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緣何能綿延至今而不斷裂？

　　劉慶柱：中華五千年文明不斷裂可以從人類遺傳基因和國家文化基因兩個方面的延續來分析和印證。

　　分子生物學認為，能傳承下來的就是優秀的遺傳基因。據中國遺傳學研究成果，目前中國境內絕大部分人的基因與五六千年前黃河流域中游地區人群基因相近。

　　從考古角度來說，“文物”中的“文”是“人”，“物”就是因為人而成為文物基因。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考古學界開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一些重大歷史課題研究，近年來更進一步深入探索中華歷史文化基因。

　　所有文化認同中最核心、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國家文化認同。中華歷史文化是多元文化和一體文化，其本質就是基于國家認同的國家文化，即中華歷史文化基因。

　　中國一直延續至今的家國同構文化亦是中華歷史文化基因核心之一。聯系、對比“家”與“國”可以發現，二者的核心理念相通。從形而上的角度來看，即在家叫“孝”，在國叫“忠”；從形而下的角度來看，如同北京四合院形制，突出一個“中”，正房長輩居住，兩邊廂房晚輩居住。這種“中”與“中和”理念、家國理念、家國情懷成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歷史文化傳統，維系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綿延不絕。

　　中新社記者：不同時期、不同族屬建立的王朝，為何有著共同的“國家文化認同”？

　　劉慶柱：從古至今，中國人歷來講究“中”“中和”。考古發現顯示，“中”與“中和”理念歷史悠久，其產生與“文明起源”“國家形成”“國家認同”密切相關。

　　1987年，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一座距今6400年的墓葬，墓主人左右兩側分別放置了蚌殼堆塑的“龍”與“虎”圖像，足下有一個象征“北斗”的蚌塑三角形圖案，圖案下部與東西向的人脛骨相連。有學者指出，這是古人測量“求中”方位的“髀”。此即中國先民早期的求“中”理念實證。

　　夏代早中晚期的都邑城址登封王城崗遺址、偃師二里頭遺址，商代的鄭州商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周代都城成周、王城遺址，都擇“中”而建，東漢、魏晉、北魏與隋唐宋均建都于“大中原”。1963年，陜西寶雞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銘文“宅茲中或(國)”則是“中國”于“天下之中”的物證。

　　從中國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王朝、不同統治者“擇中建都”“擇中建宮”“擇中建殿”來看，古代都城及宮殿布局形制所蘊含的“中和”理念被各地區、各民族所認同。譬如鮮卑民族建立北魏王朝，徙都“天地之中”洛陽，繼承漢長安城、東漢魏晉洛陽城布局形制，營建北魏洛陽城，使都城的“中”與“中和”理念更為深化，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的“三城制”，完善了都城“中軸線”，弘揚了先秦、漢魏都城的宮門門闕形制。考古發現的北魏洛陽城宮城正門——閶闔門遺址布局形制對后代產生深遠影響。北方女真族、蒙古族、滿族等民族依次建立的金朝、元朝、清朝，同樣承襲了“中”與“中和”理念，深化了國家認同理念。

　　五千多年來，從“中華人文始祖”祭祀看，不止限于“中原”地區，歷史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四夷”人群亦然。從文化傳承角度看，海內外中華兒女一樣有著極強的祖先意識，一直認同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中新社記者：從考古的視角看，在構建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當下，如何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互鑒和相互成就？

　　劉慶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提到，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即“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考古學家柴爾德在《城市革命》也對這三個階段進行了詳細闡述。

　　從考古學來看，“蒙昧時代”指的是沒有婚姻、家庭制度的人類產生初期，“野蠻時代”指的是新石器時代，“文明時代”就是指國家的出現。中國考古工作者在探討中華文明歷史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把人類社會的古代歷史概括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等。這恰恰與中國史學界所說的原始社會、夏商周奴隸社會、秦漢及以后的封建社會對應。這些實證性科學研究，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科學性。

　　關于中國文明起源，國際學術界有“傳播論”和“獨立演化論”兩種觀點。20世紀前半葉至70年代中國田野考古發現與研究，已基本解決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即起源于本土而非起源“地中海文明”。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中國田野考古發現與研究，也已證實中華文明可上溯五千多年。

　　以宗教為例，漢唐時代以來，佛教、祆教、景教、伊斯蘭教、摩尼教等得以在中國發展，這就是中國的文化包容性。而西方是宗教、政治二元化社會結構，常因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引發沖突。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長歷史的國家，能不斷地傳承發展下來，自有其合理性、優越性、科學性。

　　文明作為一個外來詞，在西方構筑的文化語境中，潛藏了一個易被忽視的內涵，即認為“除了西方文化，其他文化都是落后的”。如今西方媒體實際上仍充斥著所謂“西方文明高于一切文明”的作祟心理。

　　其實，東西方文明各有特色。不同文明之間應當共建互鑒，彼此尊重，而非仇視和對立。(完)

　　專家簡介：

　　劉慶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院長、中國古都學會名譽會長、德國考古研究院外籍院士，先后參加并主持秦都咸陽遺址、西漢十一陵、關中唐十八陵、秦漢櫟陽城遺址、西漢杜陵陵園遺址、漢長安城遺址、秦阿房宮遺址等考古勘探、發掘，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學和漢唐考古學，專著《漢長安城未央宮》《漢杜陵陵園遺址》《中國考古學·秦漢卷》《蜀道》等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成果獎、夏鼐考古學研究獎、郭沫若歷史學獎、中國政府出版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