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考古文旅|齊東方：如何從絲綢之路考古發現來理解中西文化的互動與選擇？

　　中新社北京12月25日電 題：如何從絲綢之路考古發現來理解中西文化的互動與選擇？

　　——專訪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齊東方

　　中新社記者 曾靜寧 胡默達

　　絲綢之路是一條連接東西方的大路。因漢唐時期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稱作絲綢之路。如今，絲綢之路上仍有一些行路人，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齊東方就是其中一位。他曾橫穿中亞土庫曼斯坦卡拉庫姆沙漠、中國塔克拉瑪干沙漠，徒步考察絲綢之路，在發掘中參與了著名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的出土。

　　齊東方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絲綢之路形成后，中西方的文化、歷史走向發生了改變，反映出對外交流開放的重大意義。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漢唐時期絲綢之路最為繁榮，這個時期大量外國人來到中國，也有許多中國人到訪西域。您從考古發掘中可以看到當時哪些社會風貌在發生變化？

　　齊東方：我認為，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意義是改變了人的思想觀念，通過商品貿易，形成了文化交流，最后演變為一種融合。所謂融合，實質是互動和選擇。

　　在絲綢之路的考古發掘中，中國新疆地區出土大量織物。如1995年中日尼雅遺址聯合考察中發現的大批織物，大致分三類，分別為中原、當地和西方的產品。參照出土和采集的漢式鏡、五銖錢、漢文木簡以及羅馬玻璃，可見尼雅作為絲綢之路中的一站，不僅有中西商品的交流，也表現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藝術風格的融合。

　　許多珍貴的器物也表明中國與西方諸國的往來十分密切。比如，胡瓶器身橢圓形細長頸，流口作鳥啄形，帶蓋，口部到腹部有彎曲的把。文獻記載它來自東羅馬等地，形狀奇特。胡瓶雖然不是中原漢人的發明，但使用方便，很快成為唐人生活中新崛起的器類，并以陶瓷制作來滿足廣泛的社會需求，走進了尋常百姓家。

　　重要的還有家具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中國古人原本席地而坐，相配合的家具是低矮的幾、案之類，后來從西域傳來輕便坐具胡床，即今天的折疊凳，俗稱“馬扎兒”。胡床在隋代以后改名為交床，使用時下垂雙腿，雙足著地。之后又受佛教的垂腳坐式的影響，出現了高腿椅子。高背椅子在唐代叫繩床或倚床，宋代有人解釋，說是一種可以垂足靠背的坐具。因為胡床的輸入，木字旁的“椅”字于唐末正式出現。宋代以后中原人改變了跪坐的習慣。

　　通過絲綢之路，著裝奇特的胡人、胡姬還帶來了異域審美傾向，使唐代女性服裝由全身障蔽到窄狹貼身，再到袒胸露肌。這是一個在西方文化影響下出現的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象，其社會意義十分重大，可以說是社會風尚、思想觀念的深層變化。

　　總的說來，隨著絲綢之路的不斷發展，商業往來潛移默化地改變了中國古代社會“重農抑商”等思想觀念。中西的碰撞、融合極大地促進了漢唐時期文化新的整合和盛世輝煌的出現，也加速了東西方文明的共同發展。

　　中新社記者：您的考古研究成果，不少與絲綢之路有緊密聯系。您認為在絲綢之路形成中有哪些關鍵因素？

　　齊東方：絲綢之路始于古代君王的統治觀念發生變化。中國早期的地緣政治治理觀念謹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漢唐時期，君王的統治觀念出現了變化。西漢時期(公元前2世紀)發生的“張騫通西域”事件，動搖了傳統觀念。之后，不論是隋煬帝會見二十七國賓客，史無前例地在中原舉行猶如“萬國博覽會”的政治商貿活動，還是唐代君王采取積極主動的對外活動，都極大促進了中外交流。

　　從另一個角度看，絲綢之路并非中國人的專利。在絲綢之路的發展過程中，胡商作出了極大貢獻。

　　中西方商貿文化交往最多的兩個民族是波斯人和粟特人。其中，中國在絲綢之路上關系最密切的是粟特人。他們來自中亞地區，正好在絲路要道上。粟特民族以經商著稱。他們曾大規模前往開放的唐朝經商、定居。在中國發現的粟特人墓葬文物中，許多冠以康、史、安等中國姓。唐朝通商文書上還經常可見來自粟特的譯語人(即今翻譯)簽名。

　　中新社記者：您曾提到，怛(dá)羅斯之戰后，綠洲絲路逐漸衰落。不過，中西方之間的商品貿易、文化往來依然通過海上絲路接續。有哪些因素推動著延續和發展？

　　齊東方：隨著對外接觸增多、視野不斷開闊，人們會繼續尋求新的方式、途徑去延續往來，反映出對外交流開放具有重大意義。

　　怛羅斯之戰加上安史之亂改變了亞洲的政治格局和歷史進程，暢通的陸路(綠洲絲路)也從此衰落，這是中國絲綢之路發展的大轉折。

　　到8世紀中葉以后，海上絲路開始興起。中西方之間的海上絲路交流確實發生，且存在其必要性。

　　從考古學證據來看，中國出土的漢唐時期羅馬玻璃、波斯銀器、銀幣以及象牙、香料等等，可以證明中國與南海諸國及歐洲之間存在海上貿易。從史料文獻來看，漢代開始，中國地緣政治觀念不斷放開，到南北朝時期，中國南方經濟有所發展，加之大運河的開鑿銜接南北，為比較重視對外交往的隋朝和唐朝創造了發展海上絲路的條件。此外，陶瓷器制造業的迅速發展使其得以大量通過海上絲路出口，物美價廉的陶瓷深受外國歡迎。

　　值得一提的是，海上交通比陸上交通更方便。陸路運輸只能靠駱駝，條件惡劣，很難運輸陶瓷等易碎品，而海路更加平穩。所以，中國對外貿易的大宗商品從絲綢變為陶瓷，同運輸方式也有關系。

　　總而言之，人的探索欲望是無法阻擋的，人為的阻擋只會存在一時。人們終會發現，開闊眼界之后，生活會發生很大變化，人會不斷進步。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您認為絲綢之路上的考古學者應秉持怎樣的治學態度？對于中國考古學現狀和未來發展，尤其是在絲綢之路考古和研究領域，有哪些方面仍待關注和突破？

　　齊東方：古人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就漢唐考古而言，深入研究絲綢之路，對于了解中國歷史的走向與變化尤為重要。而且與其他學術課題的區別是，實地考察是必需的。不僅如此，無論考古學者去過多么重要的地方，這些點都代表不了線，路線連接著各個點，點線結合才能構成更真實的絲路歷史畫卷。

　　在我看來，考古學是中國文科學術界一門發展得不錯的學科，首先，建立起了現代考古學的編年；其次，這是中國考古發現的黃金時代，發現了許多重要的文物；第三，考古技術的發展有助于支撐更多的考古發現。

　　尤其中國考古發現的外來文物，許多都是舉世無雙，且至少具備五個特點：有準確的出土地點；經過科學發掘獲得；器物制作年代下限明確(有墓志伴出)；同其他器物有組合關系；器物保存完好。這在地中海地區、西亞、中亞等地是少見的。

　　可以說，中國幾代考古人通過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績。但中國距世界先進的考古學理論還存在差距。中國的學者熟悉歷史文獻，對文物的解讀有自己的長處，但未來還需進一步從兩方面去努力：一是打開眼界，對外開放，二是突破語言關。

　　首先，打開眼界、開放治學是最重要的。比如說，夏鼐先生(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是當時這方面最厲害的學者，這與夏先生的教育背景有關系，他在1939年獲得英國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可以接觸到大量外文書籍。我也是通過夏鼐先生才知道馬爾沙克的《粟特銀器》一書，據此才發現一些之前不能確定來源的出土文物。其次，一些史料原著、思想觀點需要讀懂原文去理解。例如不掌握波斯語會對絲綢之路的研究造成很大障礙，有時只會一門外語還不夠，需要學習多門外語。我相信未來考古人能做得更好。

　　最后，我想強調，海上絲路、沉船考古可能成為未來重大的考古發現和重要的學術增長點。根據東印度公司17、18世紀的航海記錄，那時每次航行平均有20%到30%的人死亡，沉船率為10%。現在全世界三個國家有專門用于考古的打撈船：法國、韓國和中國。中國自行設計制造的第一艘水下考古船名為“中國考古01號”。我認為，水下考古在以后一定非常重要，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完)

　　受訪者簡介：

　　齊東方，1956年生于遼寧昌圖，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漢唐時期的考古、歷史、文物、美術的教學與研究。出版學術專著《唐代金銀器研究》等，發表各種論著百余篇，主要包括吐谷渾余部歷史的研究、三國至隋唐時期墓葬制度的研究、中國古代金銀器研究、古代馬具的研究、古代玻璃器研究、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曾獲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多項獎勵。承擔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重大課題“漢唐陵墓制度研究”“邊疆考古研究”“古代中外關系史：新史料的調查、整理與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