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銀川12月31日電 題：“國寶”鎏金銅牛何以見證民族交流？

　　——專訪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副教授于光建

　　中新社記者 李佩珊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每個民族都為中華文明的傳承和創新做出貢獻，地處絲綢之路上的西夏也不例外。從西夏陵出土的寧夏博物館“鎮館之寶”、國家一級文物鎏金銅牛可看出，西夏在廣泛學習中原先進的冶煉鑄造技術基礎上，不斷進行技術革新，在中國古代科技史、藝術史上寫下光輝一頁。

　　作為世界范圍內現存最大的西夏金屬鑄造工藝品，鎏金銅牛有哪些特點？在西夏金屬器鑄造領域處于什么地位？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副教授于光建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做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寧夏博物館館藏的西夏鎏金銅牛是國家一級文物，也是寧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它是如何被發現的？

　　于光建：鎏金銅牛出土于西夏陵的一座陪葬墓。社會上流傳鎏金銅牛是“被一腳踢出來的國寶”，是否如此，現已無從考證。毫無疑問，它是伴隨文物考古部門對西夏陵區的主動調查和科學發掘而出土的。

　　20世紀70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門對西夏陵區帝陵和陪葬墓開展調查，確定陵區內分布有9座帝陵、270多座陪葬墓。但陵墓主人依然成謎。為此，寧夏博物館對地面遺址保存較好的8號陵(現編號6號陵)進行首次考古發掘。經歷兩年多發掘進入地宮，卻發現這是一座被盜掘一空的陵墓。

　　1977年，考古隊選擇對規模較大且沒有明顯盜洞的101號陪葬墓進行挖掘。然耗時8個月，看到的依舊是一座早被盜掘過的墓。

　　即便如此，考古隊依舊清理甬道內的淤土。在距地面0.4米的甬道東墻淤土中，發現一對表面鎏金的銅牛角。隨后，一件1.2米長、188公斤重的鎏金大銅牛終于現身。這尊銅牛歷經千年塵封，雙目依然炯炯有神，仿佛在訴說云煙往事。

　　據該墓碑亭出土的殘碑文字信息，這座墓葬的主人是西夏仁宗時期一位掌管軍權的顯赫貴族。墓室中殘存的四具尸骨，經鑒定，是一男三女。內部還殘留8塊120厘米長、5厘米厚的松木質棺板。這些發現可證實該墓是實行土葬的一夫多妻合葬墓。

　　20世紀70年代以來，考古人員在甘肅武威和寧夏銀川周邊也陸續發現許多西夏時期的小型火葬磚室墓，證實西夏民眾流行火化后再土葬的喪葬方式。而此次考古發現的夫妻同穴合葬的土葬墓，明顯是吸收借鑒了中原漢族土葬的喪葬習俗，反映出西夏在與周邊地區各民族的交流中，喪葬習俗也悄然變化。

　　中新社記者：鎏金銅牛有哪些特點？在西夏金屬器鑄造領域處于什么地位？

　　于光建：無論從歷史價值、藝術價值還是科學價值的角度看，鎏金銅牛都是當之無愧的“鎮館之寶”。這尊鎏金空心銅牛采用中國傳統的外范內模澆鑄技術制作而成。它表面采用鎏金裝飾工藝，這也是歷經千年依舊全身散發金光的原因。

　　鎏金銅牛造型生動逼真，頸部肌肉以及皮下的脊椎骨線條清晰可見，栩栩如生。整體采用了雕塑、鑄造、鎏金、焊接、拋光等工藝。無論從鑄造技術還是藝術美學的角度看，西夏在當時已掌握高超的金屬冶煉和鑄造技術，這對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也提供了有力的實物支撐。

　　中新社記者：對比同時期中原出土的金屬器物，鎏金銅牛與其有哪些相同之處？這對認識中國古代科技史、古代金屬鑄造技術有何意義？

　　于光建：據文獻記載，西夏冶煉業有一定規模，水平較高。如，西夏產的鐵制胄和刀劍在當時頗享盛譽。西夏能制作出如此精良的大型鎏金銅牛，很大程度上與宋朝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有關。

　　西夏不僅學習借鑒宋朝的金屬冶煉鑄造技術，還引進宋朝的專業技術人才。

　　“元昊早蓄奸險，務收豪杰，故不第舉子數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倚為謀主。”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早在李元昊時期，西夏就在宋夏邊境地區發動“人才戰”，廣泛招攬在宋朝科舉落第的知識分子。還張貼布告，以優厚待遇條件吸引宋朝專業技術人才，其中不乏熟諳冶煉鑄造技術的能工巧匠。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文化知識、科學技術帶到西夏，促進西夏金屬冶煉鑄造由先前的學習模仿發展到技術創新，在有些方面甚至領先宋朝。

　　在位于甘肅省酒泉市瓜州縣的榆林窟第3窟內，有一幅西夏鍛鐵圖，圖中鍛鐵爐鼓風設備是豎式雙風箱，這種風箱可實現連續鼓風，以提高爐火溫度、提高冶煉質量。科學史學家李約瑟曾評價，這類風箱首先見于10或11世紀西夏榆林窟壁畫，是日本腳踏大風箱的先導。中國采用雙木風箱鼓風冶煉金屬的技術，比歐洲早600多年。而據北宋《武經總要》記載，中原地區同樣擁有類似的木風扇，形狀與榆林3窟中西夏“鍛鐵圖”中描繪的情景一致。這說明當時中原和西夏有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交往，雙方均掌握了較高水平的鍛冶技術。

　　除了鎏金銅牛外，能夠體現西夏高超金屬冶煉鍛造技術的還有著名的“夏國劍”。在當時，“夏國劍”與契丹鞍、高麗秘色等物產在宋朝并列為天下第一，稱“他處雖效之，終不及”。“夏國劍”一度也成為宋朝皇帝與官員競相佩戴的時尚品。在西夏陵6號陵地宮的發掘中，考古學家也曾挖掘出土過一把鐵劍，這也為研究西夏軍事和金屬冶煉鍛造技術提供了有力的實物證據。

　　中新社記者：自古至今，牛與馬都是古代中國農業社會必不可缺的牲畜。在西夏陵中，與鎏金銅牛同時被發現的還有石馬，這說明了什么？

　　于光建：建立西夏的黨項族，內遷之前主要以游牧業為主。內遷后隨著與中原交往日益密切，西夏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游牧經濟變成了農耕、畜牧兼營。這一變化的基礎是西夏處于西北農牧交錯地帶，這片宜耕宜牧的地區為西夏農牧業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

　　西夏畜牧業發達，馬、牛、羊、駱駝是西夏四大牲畜，歷史上著名的“黨項馬”也被譽為西夏對外貿易與文化交流的標志。西夏《圣立義海》記載，賀蘭山和河西走廊焉支山出產的牦牛也是享譽周邊的名優特產。

　　隨葬銅牛、石馬的現象在已發掘的西夏陵多個陪葬墓也有出現，不過體量和工藝都不及鎏金銅牛。這不僅體現了農牧業在西夏社會的地位，也反映出西夏民眾的財富觀念。這從西夏辭書《文海》對家畜的解釋也能看出。在《文海》中，家畜的釋義是“幸福和財富的源泉”，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則把個人和家庭所有財物稱為“畜物”，也明確規定嚴禁私自宰殺牛馬等大牲畜用以陪葬。

　　另外，墓葬放置牛、馬、狗、雞、豬等形象的隨葬品，也可能是受到唐宋喪葬風水堪輿思想的影響。在唐宋元等多個朝代的墓葬考古中，也發現許多隨葬玉馬、鐵牛、鐵豬、金雞、玉犬等墓葬神煞的習俗。在《大漢原陵秘葬經》中有明確記載，“金雞一個，安酉地，玉犬一個，安戍地，玉馬一個，安午地，金牛一個，安丑地”。甘肅武威西夏墓也存在這種現象，不過是以木板畫形式隨葬。

　　中新社記者：自出土至今，鎏金銅牛多次走出國門，在日本、意大利等多國參展。這個曾“漂洋過海”的國寶，見證了什么樣的傳奇？

　　于光建：鎏金銅牛多次代表中國出國參展，充分說明，無論制作技術還是造型藝術，鎏金銅牛反映出的高超青銅鑄造工藝都是世界罕見的。鎏金銅牛是西夏由游牧部落社會進入農耕經濟社會的歷史見證，也是悠久燦爛的黃河文化、中華文明的象征，可以被稱作是“國寶中的國寶”。

　　近年，我們成立了絲路寧夏文創中心，深度挖掘“絲路寧夏”“絲路西夏”“絲路黃河”等特色文旅資源，以文化遺產中蘊含的各民族共創共享中華符號為導線，開展文創設計研發。目前，已研發出包括鎏金銅牛在內的20個系列300多款文創產品，通過文創讓歷史文化遺產“活起來”，以另一種形式與更多觀眾見面。(完)

　　受訪者簡介：

　　于光建，博士，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文物與博物館館業碩士學位點負責人。現任寧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書記，寧夏大學絲路寧夏文創中心主任，主要從事西北民族文物考古與文化創意產業教學研究。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自治區研究生教改項目1項、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委托項目子課題《多元視角西夏喪葬習俗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西夏文物志》，主持在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在《唐史論叢》《華夏考古》《敦煌研究》等刊物發表60余篇學術論文，出版《神秘的河隴西夏文化》《〈天盛律令〉典當借貸門整理研究》《武威西夏木板畫墓》著作3部，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主辦學術集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主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