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日電 題：中國式現代化“文明觀”有何大意象？

　　作者 劉梁劍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易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今天，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踔厲奮發，踏上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厚德載物，胸懷世界，倡導人類文明多樣性，主張在交流、包容、互鑒中走向共生共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當今世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各具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植根于豐富多樣、源遠流長的文明傳承。”

　　上述主張與倡導，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又是從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傳承中生長出來的。談論文明，不免要說到經典。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為人類貢獻了諸多傳承數千年的經典之作。經典具有迷人的魅力，吸引后世不斷重讀，激發人們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不斷釋放經典中蘊含的智慧潛能。《易經》《中庸》《莊子》《國語》等先秦經典，雖有經史之分、儒道之別，但無一例外地強調多樣性。

　　例如《易經》泰卦，其初九爻辭：“拔茅茹，以其匯；征吉。”此處運用了“拔茅茹”的意象。茹，相互牽引的樣貌；拔茅茹，拔起茅草，根系相牽。按照三國時期經學家、玄學家王弼的解釋，“拔茅茹”意象生動表達了共生共成的道理：不是同類相爭，而是齊心協力、志同道合；不是異類相斥，而是雙向奔赴、情投意合；由此，“天地交而萬物通”，同異交得，萬物共生共成。

　　在當今新的時代背景下，完全可以對“拔茅茹”意象加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用以表達人類文明多樣性主張：具有不同性格的多種文明在交流、包容、互鑒中走向共生共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如果說，人有人格，國有國格，文明亦有類似意義上的性格，那么，文明包容倡導一種平民化的文明性格。平民化的文明性格是一種自由的文明性格：每種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尊重自己與其他文明的個性；既不盲目自大，以自己的文明壓制其他文明，也不妄自菲薄，在其他文明的影響下失去自身個性。

　　進一步看，具有平民化的自由性格的文明，固然主張每種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但它對于一種以自己的文明壓制，甚至傷害其他文明的文明必不能無條件地包容之，必不許這樣的文明享有為所欲為的“自由”權利。“拔茅茹”擁抱差異性，但并不意味著容納一切差異。我們主張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文明優越正是主張一種特定意義上的差異，即不同文明之間具有價值高低的差異。顯然不能容納這種意義上的差異。因為當我們說“價值”時，實際上是在說“正價值”，而一個事物是否有正價值，歸根結底看它是否有助于實現人類的理想目標：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統一，個體自由全面發展，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與“拔茅茹”相對照的，是主導冷戰思維的免疫學模型。德國新生代哲學家韓炳哲敏銳地觀察到，20世紀是一個被免疫學模型主導的時代，該模型在內外、友敵、自我和他人之間劃出清晰界限。冷戰即遵循了這種免疫學模型。

　　21世紀剛開始之際，全球化發展態勢使韓炳哲樂觀地認為，免疫學模型已經衰落，絕對排他的“他者性”被不會引起免疫敵對反應的“差異性”所取代。然而近年來，逆全球化潮流讓人們不由嘆息，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免疫學模型不但沒有衰落，而且在特殊的歷史情勢下變本加厲，作為人類思維的定勢仍然發揮著作用，禁錮相當一部分人的頭腦，隱秘支配其行為方式。《荀子·解蔽》有言：“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冷戰思維的免疫學模型，已是當今人類“心術之公患”。若不擺脫免疫學模型，難以想象人類如何走向共生共成的文明新形態。

　　如何擺脫主導冷戰思維的免疫學模型，代之以更具建設性的新意象？比如上面論及的“拔茅茹”，又比如文明“互鑒”。實際上，當我們說“互鑒”時，已暗中運用鏡與光的意象了，“鑒”正是“鏡子”的意思。“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都閃爍著璀璨光芒，為各國現代化積蓄了厚重底蘊、賦予了鮮明特質，并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共同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同的文明閃爍著璀璨光芒，交相輝映，重重無盡，這正是生機勃勃的文明“互鑒”。

　　此外，可以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傳統中找到思想資源，豐富“互鑒”意象的內涵。相傳，佛教華嚴宗開創者法藏為解釋緣起無盡的道理，做了一個“互鑒”的實驗：“取鑒十面”，也就是拿了十面鏡子，“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法藏身上，體現了文明互鑒的積極成果：佛教雖來自印度，中國化以后如華嚴宗已成為中華文明傳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華嚴宗開創者的法藏乃是旅居大唐的西域康居國人，而這一點并不妨礙他在身前為大唐人(包括當時的女皇武則天)所接受，也不妨礙他在死后因其成就進入中國思想史。海納百川，容納差異而非拒斥他者，是大唐氣象，也是任何一種活潑潑的文明應有的氣象，是人類文明新形態應有的氣象。實際上，中國式現代化何嘗不是中華文明傳統與西方文明傳統互鑒交流的積極成果？

　　“中國式現代化”一詞不得不處理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之間是何種關系，是否存在一般的現代化，而此一般的現代化是否由西方式現代化所定義？

　　若我們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有別于西方式現代化，同時認為中國式現代化不因其中國面相而失去現代化的地位，那么，就需要放棄西方式現代化之普遍性而成立一種新現代化觀。一方面，新現代化既在西方式現代化之中，又在中國式現代化之中，但又不是西方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之抽象普遍的共相；另一方面，新現代化既非西方式現代化所能代表，亦非中國式現代化所能窮盡。進而，在新現代化之中，西方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并非涇渭分明，因其中一部分乃是由西方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相互激蕩、交融相濟而產生的新內容，非中非西、又中又西。

　　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思考便會遭遇如何處理“一多”關系這一根本哲學問題。若拒斥抽象的普遍性，以及基于抽象之普遍性的一元論或本質主義，便不得不追問：除了共殊(普遍與特殊)、家族相似(維特根斯坦)的理解方式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更合理的方式處理“一多”？這也是應對不同文明如何共處的根本問題。“拔茅茹”意象或許具有這方面思想潛能，有待進一步探索挖掘。

　　在交流、包容、互鑒中走向共生共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也是中華民族需要自覺承擔的歷史使命。不僅因為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分子，而且因為中華文明具有養成平民化的自由的文明性格的巨大潛質。值此歷史變局之際，我們有理由相信，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中華文明能夠再度煥發勃勃生機，對人類未來新文明作出較大貢獻。(完)

　　作者簡介：

　　劉梁劍，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東方哲學研究院院長，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國智慧研究院研究員，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研究會秘書長，巴塞羅納法普拉大學瓦提莫哲學與檔案中心(UPF Center for Wattimo’s Philosophy and Archives)外籍研究員。出版專著《王船山哲學研究》《漢語言哲學發凡》等，在海內外學術刊物上發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