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11月11日電 題：觀察臺灣文學變遷的一個獨特視角

　　——簡評《聯合副刊文學生產與傳播研究》

　　作者 袁勇麟 福建師范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副刊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大特色。臺灣《聯合報》副刊(下稱“聯副”)于20世紀50年代初起，承繼中國副刊文學傳統，文學生產一直綿延至今。福建技術師范學院副教授、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李光輝的《聯合副刊文學生產與傳播研究》一書受“南京大學白先勇文化基金”資助，于2022年4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以“聯副”四十年文學生產為研究對象，細致梳理了副刊四十年的文學景象和生成機制，為觀察臺灣文學變遷提供了一個獨特視角。

　　“聯副”是管窺臺灣文學變遷的絕佳窗口。作為臺灣最重要的文藝副刊之一，“聯副”見證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臺灣文學生產全過程，培養了眾多作家，引領了諸多文學潮流與文類發展，參與了許多重要文學事件，更于不同時期分別創造了燦若星辰的文學景觀。本書試圖梳理廓清“聯副”前四十年文學生產所創造的文學圖景，并厘清更深層的生成機制，在我看來有三個特點：

　　一是全面系統梳理文學史料。

　　《聯合副刊文學生產與傳播研究》一書最大的難度與最重要的價值，就在于深入挖掘梳理了“聯副”的一手史料，對了解戰后四十年臺灣地區文學生態，特別是傳統報紙副刊與文學生產之間的關系、作家隊伍的結構、文學內容與形式的變遷等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也正是基于對一手資料、周邊相關史料的深入挖掘，回到“聯副”文學生產現場進行考察，作者才能就副刊的文學生產得出獨到見解。例如在評價“聯副”歷任主編時，除林海音、痖弦等知名度較高的主編外，作者對兩次短暫執掌“聯副”的馬各的評價就非常獨到：“馬各兩次短暫執掌‘聯副’，難免給人留下過渡性人物的印象，但‘撰述委員會制度’的建立、《聯合報》文學獎的實操都在馬各手上完成，體現了馬各對‘聯副’開創性的價值”。再如作者細致考察了“聯副”的詩歌生產，詳細統計了歷年詩歌發表數量：“聯副”前十年，只有1959、1960兩年的詩歌創作數量接近三位數，其余年份甚至不到兩位數，且多數政治意味濃、藝術性低；到1963年“聯副”因發表小詩《故事》導致“船長事件”，在一片風聲鶴唳中詩歌發表幾成禁忌，之后數年間“聯副”年均詩歌發表數量甚至低至個位數。作者因此得出結論：“聯副”中詩歌創作的成就，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乏善可陳。正是扎實的史料梳理與挖掘，為論著提供了堅實的論據基礎，結論才能既新鮮又立得住腳。

　　二是深入剖析文學現象背后的動力機制。

　　文學生產與傳播不是孤立的存在，任何文學現象、文學變遷的背后都有深層的生成機制。作者并未止步于單純展示“聯副”四十年的文學景觀，而是運用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在文學生產與政治、經濟、文化場域的互動關系中，將“聯副”各類文學現象條分縷析加以呈現，使“聯副”中各類實然文學景象、文學變遷背后抽象的場域運轉流程得以揭示。例如作者在討論“聯副”通俗文學的盛行時，對1960年代后“聯副”中武俠小說、歷史題材小說、言情小說等幾個通俗小說高潮連續出現的動因進行剖析，將“聯副”文學生產與當時臺灣經濟場域的互動納入視野——其時臺灣經濟增長迅速，教育得到普及，市民中產階層的范圍迅速擴大形成所謂“中產品味”，造就了龐大的通俗文學閱讀群體。包括“聯副”在內的文學生產平臺因應上述變化，大量策劃通俗文學供給，故各類通俗文學形態次第風行于“聯副”。再如，在解讀1980年代中期“聯副”大陸文學得到全面呈現時，作者從文學生產與政治場域間的互動入手分析：19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學交流在內的兩岸交流日益加強，早就號稱要將世界華文文學創作都納入版圖的“聯副”，補上大陸文學創作這塊版圖，自然是水到渠成。

　　三是堅持“中國性”視域觀照臺灣文學。

　　作者始終堅持“中國性”“中國文學”“中華文化”等基本遵循，觀照“聯副”文學生產。比如在討論“聯副”最初幾年的文學生產時，作者就關注到“中華文化”的深刻影響，將其定性為“從承繼中華文化中起步的‘聯副’”文學生產。

　　當然作為臺灣研究的新秀，李光輝博士在書中的表現還有不足，在視角拓寬、內涵挖掘、意義解讀等方面仍有廣闊空間。但該書在臺灣文學副刊研究中開拓性的價值更值重視，為觀察臺灣文學變遷提供了一個獨特視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