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1月25日電 題：沿著中國道路走向中國式現代化

　　作者 黃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中國道路一路走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它已經不止是對一個客觀事實的描述，也已構成了一個不同的選擇；已經不僅是對過去40年、70年、100年和300年、3000年乃至更長的歷史延續的事實肯定，而且也是對現狀和未來發展的一種期許和承諾；已經不單是對中國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的概括和提煉，而且也是——甚至還將越來越是——對支撐該發展的制度和文化的認定和認同。

　　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被提了出來。這一概念的提出也不僅僅是對“現代化”加了定語。中國式現代化是迄今為止人口規模最大的現代化，這本身已經構成了一個奇跡。因為“大有大的難處”，如果只是在降一個數量級甚至降兩個數量級的人口規模的社會里實現現代化，其所需要的資源和所面臨的挑戰就會非常不同。更何況，在此之前的人口規模小得多的現代化，還大多都經歷了內部嚴重的貧富懸殊乃至兩極分化、對外部的殖民主義掠奪和帝國主義侵略等，也大都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甚至生態破壞。另有一些似乎“發展”或“富裕”起來的地方的人們還付出了精神貧乏、道德滑坡的慘重代價......

　　今天所說的中國道路和在此基礎上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絕不僅僅是某種“后發式”“追趕式”的，也不僅僅是加一個定語而仍終將“萬變不離其宗”地對已有現代化的模仿，更不僅僅是在排列或排序意義上多了或少了一個“案例”而已。

　　當然，所謂普遍性，總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這本來是常識，只是一些先前的現代化個案，明明其規模要小得多，代價要大得多，過程要野蠻得多，卻總是把自己的經驗和經歷描述得多么“成功”，甚至冠以普世之名。

　　如果一定要談普遍性，或者特殊性中的普遍性，那么可以這樣來表述：任何一個事物或現象，如果它所跨越的時間越長，覆蓋的空間越廣，所蘊含的個體越多，那么，至少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強。

　　這樣來看待和認識中國已經走過的道路和正在實踐著的中國式現代化，無論是身在其中的當事人，還是身在其外的觀察者，只要不帶蓄意的偏見與傲慢，就不會要么無視，要么蔑視，或者因為其不在自己原有或熟悉的知識框架和認知結構里就不承認其合理性，寧可犧牲拓展自己知識的可能性也要捍衛自己原有的知識內容和認知體系。

　　再展開一點說，一直走在中國道路上并正實現著中國式現代化的，不僅是最大的人口規模，也是超大規模的經濟與市場，還是多元一體的復合型社會，更是和而不同的文明形態。中國一直存在并延續著多種文化的并存、共存、互補、互鑒。

　　單就經濟而論，即使現在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是如果考慮其規模與發展勢頭，考慮中國內部市場和消費的能力、潛力，那么便會意識到判斷中國經濟“奇跡”已經終結是在臆斷。唱衰“中國經濟就要完蛋”的人們，也許忘了一句老話“Size matters”(規模大小很重要，編者注)。

　　何況，無論是中國道路，還是中國式現代化，絕不僅僅只發展經濟這一個維度，更不僅僅是用GDP增長速度單一指標去衡量發展。中國道路，和在此道路上走出來的中國式現代化，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五位一體的現代化，它的背后是制度，制度背后是文化。中國式現代化總體是人的現代化，億萬人的現代化，14億人的現代化，是這14億人通過自身的現代化展示出來的非西方式發展路徑的可能性與現實性，以及這些可能性和現實性對其他億萬人所具有的啟發與借鑒意義和價值。

　　最后，如果有一條道路、一個模式，它所具有的多樣性、包容性、開放性使其具有對于身在其中的億萬人有較高的認同度，較強的安全感，較大的凝聚力，和較長的延續性，那么，它也一定是具有較強生命力的。（完）

　　作者簡介：

　　黃平，四川成都人，主要研究領城為社會發展、全球化和中美、中歐關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1982年春畢業于四川大學哲學系，1991年在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社會學系獲博士學位。曾任《讀書》執行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美國研究所所長、歐洲研究所所長，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